左右天子为大忠——兼论寇准在澶渊之盟前后的作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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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宗，则无人认为是大忠。这里，评价的标准大概是左右天子的目的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的不同吧。寇准为政的一生，可以说就是力图并且实践左右天子的一生。但他之所以获得是正面评价，可能就与毕士安当年向真宗推荐寇准时所说的“忘身徇国”有关。南宋初年的宰相吕颐浩谈到“澶渊之盟”时，也说寇准“不以家谋，专以国计”。[53]

寇准临危受命，果然不负君望，更不负众望。写下了他从政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为大宋王朝开创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正如宋人陈莹中所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54]

三

经过“澶渊之盟”，寇准的权力与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此待准极厚”。[55]因而，寇准得以毫无顾忌地大权独览，实行宰相专政。但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君臣关系上，寇准与后来的宰相王旦不同，不是在尊重的前提下谋求支持，而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地左右君主。因而，彼此关系不是“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而是制与受制。不要说君臣之间，即使是普通的人际交往， 长此 以往，任何人都难以忍受，最终关系的破裂也就不可避免。这是寇准性格上的致命弱点。寇准以独挽狂澜的社稷再造之功，被朝野视为大英雄。在这种氛围之下，投鼠忌器，真宗即使有不满，也无可奈何，只能忍受，不好发作或有所动作。而寇准的政敌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以恐招致舆论谴责的灭顶之灾。然而，却潜伏着危机，而且这种危机正随着和平的到来，战争的远去，以及寇准大权独揽所蓄积的不满，正一天一天地临近。可怕的是，为成功冲昏头脑而得意忘形的寇准，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竟毫无知觉。

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来在制度规定上不应当由宰相插手的御史的任用，寇准都大权在握。史载:“准在中书，喜用寒峻，每御史阙，辄取敢言之士。”寇准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而不愿遵守惯例，论资排辈。“尝除官，同列屡目吏持簿以进。准曰: 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谓进贤退不肖也。 因却而不视。”[56]或许是与此事类似的事，或许是同一件事，在野史中还记载:“章圣(真宗)尝谓两府，欲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其故。曰: 例簿也。 公曰: 今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须检例耶，安用我辈哉？坏国政者正由此耳。 ”[57]

但寇准在人事任免上有着当时流行的偏见，即排斥南方人。这是从太祖开始就有的偏见。据说太祖曾立下过不用南人为相的祖宗法。后来，真宗朝宰相王旦也曾以这个祖宗法来阻止南方人王钦若为相[58]。景德二年，后来成为仁宗朝名臣的晏殊，十四岁以神童召试，“宰相寇准以殊江左人，欲抑之”，[59]而在此之前，寇准对后来也成为仁宗朝名臣的青州人王曾，态度则截然不同。本来，按规定，“试文当属学士舍人院”，但“宰相寇准雅知曾，特召试政事堂”。[60]大概寇准又拿出了任官不用例簿的架式，结果，将作监丞王曾被任命为著作郎、直史馆。对南方人存有的偏见，也许寇准一生都没有消除。他在后来任枢密使时，进士赐第，真宗本来已经准备让江西人萧贯居第一为状元，但为寇准所反对。他反对的理由直接了当:“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对此，史家评论说:“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61]这大概也是寇准与出身于南方的王钦若一直不和的一个原因吧。《宋史》卷二八三《王钦若传》载，王钦若因“素与准不协”，当寇准任相时，“累表愿解政事”，真宗“为罢资政殿学士以宠之”。但寇准为了贬抑王钦若，“定其班在翰林学士下”。寇准的做法与他当年在太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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