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天子为大忠——兼论寇准在澶渊之盟前后的作为(18)

历史人物资料

寇准上奏天书始末，史籍颇有聚讼。《宋史·寇准传》载 :“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为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 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颁，命准上之。 准从，上其书。”以前，我研究王旦时，对这条史料颇为怀疑。因为以王旦之为人及其处事作风，似不至如此行事。后来读到李焘对此事的辨误，其惑始解。其云:“刘攽作《寇准传》云，朱能献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 始不信天书者寇准也。今天书降准，所当令准上之，则百姓将大服。 乃使周怀政谕准。准始不肯。而准婿王曙居中与怀政善，曙固要准，准乃从之。按，王旦死于天禧元年正月，而准上天书乃三年三月。攽误甚矣。或钦若实为此，非旦也。”[86]由此可知，《宋史·寇准传》源自刘攽所撰，其时已将时间弄错，故将说真宗之事误植于王旦头上。据李焘推测，其人可能是王钦若。这种推测不无道理。王钦若在大中祥符之际，为天书的始作俑者。此人又与寇准不和，知寇准素不信天书之类的把戏，故意让寇准奏上，以此来羞辱寇准，让寇准难堪。

而对于寇准来说，则有自己的打算。他没有拒绝奏天书，或许如刘攽所记，有其婿王曙说项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他也不想拒绝此事，而是打算以此事为媒介，重新获宠于真宗，与真宗达成新的统一战线，从而再次成为宰相，入主中书。我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而是有类似的事可以举为旁证的。早在天禧元年，判永兴军寇准就上言说：“部内民稼，蝗伤之后，茎叶再茂，蝗多抱草死。”[87]或许有个别一两处这样的现象，但总的来说是不经之谈。寇准之所以上奏汇报，不外是想取悦于喜好怪力乱神的真宗。不料真宗只关心能有助于说明其正统地位的怪力乱神，对蝗虫是否抱草死并不感兴趣。因而，寇准的上奏也就没了下文。但此事毕竟反映了寇准的某种用心。而这次又冒出一份天书来，寇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我想，即使没有王钦若的小动作，没有周围人的劝说，寇准也会主动上奏的，而不会理会是否真伪。

不过，“趋时事已非”，[88]天禧已非大中祥符，早年间闹哄哄的降天书，封泰山，祀汾阴，搞得劳民伤财，人心已倦。所以，这次天书一降，“中外咸识其诈，上独不疑”。[89]但由于寇准以其使相的地位奏上天书，与真宗站到了同一立场，等于在重新入相的政治角逐中争取到一个举足重轻的筹码。加之此时的宰相王钦若由于颇致人言，因而真宗也变得不大信任他了。“钦若恩遇浸衰”。[90]当此之时，寇准一上天书，果然奏效。十来天后，即被召赴阙。[91]这次寇准进京，可不是像他罢相一年后真宗把他召来聊天解闷然后又打发回去那样，而是将要委以重任。果然，到了六月份，前脚让宰相王钦若走人，后脚任命寇准为相，前后相隔不到四天。

五

天禧三年（1019），寇准取代王钦若成为宰相，这是他三起三落之后的再度出山。或许他暗自得意略施上天书之小技而智取相位，殊不知等待着他的将是更大的跌落，更大的悲剧。这次的跌落将使他一落千丈，直至人生的谷底，凄凄惨惨，远流他乡，成为孤魂野鬼，大起大落的一生，以悲剧落下帷幕。这一切，均为寇准所始料不及。

寇准此次入相，已届真宗末期，中央政治的安定程度已远非他以往出入中枢时可比，几近于混乱状态。帝政、后党以及执政集团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形势异常复杂。此时搅进去，犹如林冲误入白虎堂，悲剧便已注定。因为局势远远不是政治家智商较低的寇准所能周旋应付得了的。其实，在这次寇准应召进京之前，已有谋士帮他进行了分析，作了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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