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侠士的一次重要行动，其他则是一笔带过。特别是裴铏的《昆仑奴》，更是充分运用了诗歌虚白的手法，小说的题目是《昆仑奴》，若是按照史传的手法该市对昆仑奴加以简洁，可是传奇的开头而是顾左右而言他，是崔生和红绡的故事，由他们的故事带出摩勒的出场，小说的主人公是摩勒，可读者读完全篇对摩勒所知依然甚少，摩勒从哪里来，怎样到的翠蚨，他如何知道“一品郭子仪有十元各级，如何知道一品院中有猛犬，最后摩勒怎样生活等都没有交代。小说由此而充满了张力，也为后人的再创作留有大片空间。同样，红绡身上也有很多的空白，也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唐传奇这种述写人物不求面面俱到的创作手法，与诗歌追求朦胧含蓄的美学观是相同的。 唐传奇除了在人物塑造上有较多的吸收诗歌虚白的创作手法外，其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也对诗歌之跳跃性有较多的借鉴。唐传奇之情节结构有别于史传人物编年式的叙事模式，一般具有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等部分，精巧优美而富有艺术魅力，对于表现矛盾冲突，刻画人物想象较之于六朝小说都有很大的提高。比较诗歌的内在结构和唐传奇的内在结构，会发现唐传奇构思极为精巧别致，跳动着诗歌的韵律，起伏着诗的节拍，极富有诗歌的感染力。
唐传奇多以环境只烘托、气氛只渲染唤起读者某种感情和直觉，从而使读者进入到传奇的艺术境界中去，感受其迷人魅力。而这一切是通过诗意的营造达到的。唐传奇冲过诗的意境的营造，增强了其感染力。 许尧佐的《柳氏传》叙述昌黎韩翊与柳氏艰难曲折的爱情故事。其中韩翊寻找与之失散的柳氏赋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
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答诗“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这里的“柳”不光是柳氏的谐音，折柳赠别是诗歌意象所传达的意义，而且还用杨柳的柔弱又不堪折的生命态度暗示柳氏的命运。《诗经·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桃比兴，描绘女子的美貌。孟棨的《崔护》篇中，崔护吟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此“桃花”意象指的也是与崔护相遇的都成南庄美丽的少女。“燕子”和“青鸟”也是诗人笔下常写之物，两者都象征送信使者，相传青鸟是替西王母送信的神鸟。《传书 燕》中，绍兰拜托双燕为夫传信“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凭燕翼，寄于薄情夫。”表达其对丈夫的思念之情。《飞烟传》中赵象回复飞烟曰“昨日瑶台青鸟复来，殷勤寄履乖和，耗冰雪之妍姿，郁蕙兰之佳气。”这里的青鸟指的是为赵象送信的人，与诗歌中青鸟的意象意义相同。
诗意的营造使传奇作品有了诗化和抒情化的特征，创作者用象征、按时等手法，使传奇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得以通过具体物像表现出来，引发读者的想象。
明清时期。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 唐代小说“文备众体”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文体上的成熟, 诗歌参与唐代小说叙事并直接导致了其向“诗性小说”的转型。
展示人物性格塑造典型形象。
我们知道，小说叙事以典型形象塑造为中心，它主要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肖像、心理活动等方面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反映社会生活。明清四大名著中的诗词也从这几个角度丰富了小说人物形象。 《水浒传》里写人物比枪、比刀、比棒、比箭等等，均以诗出之。如第 34 回写秦明与花荣厮杀：“狼牙棒当头劈下，离顶门只隔分毫；点钢枪用力刺来，望心坎微争半指。”等诗句赞美二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英雄本色。《西游记》继承了《水浒传》以诗描写人 物动作的写法，且更富动感。且不说孙悟空与诸神及妖魔的拼杀描写皆采用了诗歌的形式，仅仅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被唐僧赶走，即将离去的细节也以诗出之，且动感十足：“含泪叩头辞长老，含悲留意嘱沙僧。一头试迸坡前草，两脚蹬翻地上藤。上天下地如轮转，跨海飞山第一能。顷刻之间不见影，霎时疾返旧途程。”诗中的“含”、“叩”、“辞”、“嘱”、“试”、“蹬”、“上”、“下”、“跨”、“飞”、“返”等词不仅生动地体现出孙悟空的广大神通，还表现了他含冤被逐的痛苦无奈之心。在肖像描写方面，《三国演义》依然很少用诗，不过描写貂蝉的三首诗十分别致。《水浒传》中的人物出场几乎都有诗相伴，这些诗也都较好地通过人物的相貌、姿态、声音、表情以及服饰等外形特征表现了人物性格。如第 38 回写李逵：“黑 熊般一身粗肉，铁牛似遍体顽皮。交加一字赤黄眉，双眼赤丝乱系。”仅 27 个字，就通过肤色、身材、五官的描绘，突现出一个卤莽、耿直又“顽皮”的黑大汉形象。但是人物肖像描写最成功的还是《红楼
梦》，如第 27 回写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以一种灵动飞空的诗笔手法极其精练传神地浮现出一个美 丽多情、善感多愁、超凡脱俗而又命运坎坷的绛珠仙子形象。
推动故事发展化为情节因素
小说最基本的要素是故事情节。小说对诗歌的运用需要从属于文本故事情节的叙述，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独特的艺术作用。这就要看这些诗词能否成为小说故事情节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
明清四大名著善于利用诗词的含蓄特征，将其楔入隐含矛盾冲突的故事情节叙述中，使之成为推动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三国演义》最能体现诗歌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功能的要数第 44 回诸葛亮吟诵的《铜雀台赋》。这首赋让周瑜“听罢，勃然大怒”，发誓联刘抗曹，迅速催生了赤壁大战，才有了后来的天下三分。《水浒传》有些诗词起到了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作用。如第 39 回宋江题的“反 诗”，第 61 回吴用为赚卢俊义入伙，扮作算命先生到卢府吟出的“卦歌”。《西游记》也有类似的诗词。如第 8 回观音奉佛旨上长安寻找取经人，途经五行山作的一首诗，促使后来孙悟空出山保唐僧西天取经等情节的发展。与前三部小说偶有诗词化为文本故事情节的有机因素相比，《红楼梦》极少有诗词不与文本情节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且不说文本中暗示情节发展的众多诗词，如跛足道人唱《好了歌》等等，仅仅是书中的公子小姐吟诗联对、起诗社、赛诗词等等许多故事情节都含诗带词，而且这些诗词还和小说故事情节妙合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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