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观的历史

责任，刊播信息不能只考虑直接经济收益，节目安排应摆脱广告商的控制，媒介之间应当互相进行严格的批评，互相督促。

公众对于新闻业也负有一定的义务。首先，公众应认识到媒介的强大的力量，认识到媒介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事实，认识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未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有此认识，就可针对媒介的缺陷，采取三个方面的行动，帮助改进媒介的工作，即：（1）帮助弥补商业媒介的缺陷，例如，学校之类的非营利结构，可以为商业媒介因无利可图而不为之服务的受众，创办媒介或制作影视片。（2）加强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例如在教育机构设立大众传播中心，从事该领域的高层次学习、研究并发表批评性著述。（3）评估媒介的工作，敦促新闻自律。应当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对媒介工作进行评价，并且每年提出这方面的报告。至于政府在改进传媒工作中的责任，社会责任论的建议是：在承认新闻业必须仍然作为私有企业存在的前提下，也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以便帮助为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传播体系。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是：鼓励，即鼓励新闻业中有利于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的新尝试；立法，即通过新的法律手段，纠正对于新闻自由的长期的、明显的滥用；介入、补充，即必要时可以介入大众传播实践，以补充私有媒介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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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责任论的影响

作为20世纪新的西方新闻理论，社会责任论对当代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和西方新闻理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世界新闻学术史，也不无贡献。

首先，从理论建树上来看，它把西方新闻自由观，推向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这一理论抓住了自由与义务的统一，新闻业、公众与政府的关系这两条主线，强调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是新闻自由概念中的应有之意，主张在消极的新闻自由之外更有积极的新闻自由，提出对于发展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业，媒介、公众与政府都各有自己的责任，指出新闻自由不仅涉及保护媒介的自由，而且涉及保护公众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扩展了新闻自由的概念，为之增添了新的涵义，而且纠正了传统的西方新闻自由观的绝对化错误，弥补了自由主义新闻业理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缺陷。

从为改进新闻媒介的工作提供实际指导来看，社会责任论在提供实际指导方面，立足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和传媒现实，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比起面对西方新闻业的一些弊端无能为力的自由主义传媒业理论来，无疑是一大超越。同时，社会责任论鼓励推行报业自律制度，强调媒体对社会负有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对传播者提出了社会责任要求与素质要求。许多西方国家，都是在二战后（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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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社会责任论提出后）陆续建立新闻自律组织并制定自律条例，如比利时于1947年建立新闻纪律评议会，英国于1953年建立新闻委员会，联邦德国为1956年，意大利为1959年，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也相继建立了自律组织，如韩国、智利、印度等。

社会责任论提出的目的可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防止由传播事业的高度垄断而引起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激化；二是为了防止由传播内容的浅薄化、煽情化、刺激化而引起的社会道德和文化的堕落。从根本上，还是主张媒介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故而社会责任论的一些想法和管理思想尽管其起初愿望是好的，但缘于自身的局限性，其结果往往只能成为政府或党派的传声筒，而可能成为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不可能对人民真正意义上“负责”。社会责任论比自由主义论进了一步，认识到新闻自由不是个人权利而是社会权利，从而在新闻自由的相对性问题上有所觉悟，但这种认识并不透彻，还没有看到围绕意识形态问题（政党报纸）、传媒商业操作（大众化报纸）等等，新闻自由所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环境的制约。它只是围绕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做文章，即使是“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的区分对于新闻自由本身也并无多大理论突破，加上主要还是借用道德自律、“个人自我引导”、“媒介自律”的力量制约新闻自由，其效果难以如其理论所设想的那么美好。社会责任论在19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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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60年代以后发展缓慢。许多学者提出了对社会责任论的评论与再思索，出现了许多新的学说（如小野秀雄的“公益说”等），继续发展与修正着新闻自由的思想。

大众传媒还应该担负起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的崇高使命，成为各国人民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理解、合作的桥梁。在尊重事实、报道真相、增进了解、倡导理性、扩大共识这些最基本的传播职能上，各国媒体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秉持客观公正的理念，抛弃狭隘自私的心态，这是基于人类共同命运的理性选择。然而，当今国际新闻传播秩序显然没能做到这些，其中处于强势主导地位的某些西方媒体理应负起主要责任。如果媒体总是在歪曲事实、传播偏见、制造隔阂，甚至煽动仇恨、对抗和冲突，那么，对于人类共同命运来说，就是一种非理性的破坏性因素。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呼吁建立自由公正的新闻传播新秩序，我们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进展，随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理性共识不断增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新闻传播在内的国际秩序必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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