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历史转折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理论纷争

马克思主义史讲义（下）

第一讲 历史转折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理论纷争

思考题

1、19世纪20世纪之交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全面“修正”的历史背景与基本内容。

2、国际范围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大论争的基本情况。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的，且这一发展是曲折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反映这些变化的各种流派和思潮也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及其现实意义的怀疑、责难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面临着种种新的挑战。这一时期，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以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这一思潮的批判，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大论争，同时也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的序幕。

一、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资本主义经历了近30年的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纷纷出现，对这一时代的新变化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以“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旗号的伯恩施坦主义首先发难，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最引人注目的挑战。

1、 时代的新变化及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其产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恰逢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新的炼钢法、发电机、内燃机和电动机等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冶炼工业、化学工业等许多新兴工业部门的不断涌现，以及交通通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电力的广泛应用，代表了这个时期最新的技术进步，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工业比重超过了轻工业，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国家。总之，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从而推动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

但是，科学技术和生产的高速发展，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在这些国家内部，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的发展落后于重二正业的发展，旧工业部门的发展落后于新工业部门的发展；在这些国家之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落后于新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作为新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引进了外国先进的技术，利用了外资，并在国内开展了科学研究，从而使它们能以最新的技术装备来发展本国的工业，迅速发展经济。美国的汽车工业、德国的化学工业在当时都是举世闻名的。相反，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其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英国原有的“世界市场”的地位一落千丈。

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第二次产业革命，虽然没有创造新的生产关系，但却对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积聚和集中的

迅速发展，造成了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向以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过渡。正如列宁后来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中，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外部，众多的理论家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地位等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特别是由于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产生了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经济似乎已经演变成“有组织的”经济制度的表象。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缓解”，甚至已经“消失”，从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趋势的理论，如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理论，也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假说”。 其次，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存在的“合法斗争”，极大地淡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模糊了对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教条”。相反，主张阶级合作、走和平的“议会道路”，运用“渐进”的手段向社会主义“进化”的理论，却成了一种时尚，甚至被某些社会主义者视为惟一正确的“新思潮”、“新策略”。 同时，在长期的“合法斗争”中，资产阶级也调整了统治策略。它们利用从殖民地剥削来的部分超额利润，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使工人运动的某些领袖和理论家蜕变成工人贵族，成为一味追求“改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机会主义者。在理论上，这些机会主义者逐渐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组成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者借口时代的“新变化”，宣布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科学性及其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意义。

2、 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问题》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责难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一1932)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第二国际期间，修正主义思潮的酿成、泛滥是和伯恩施坦的理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伯恩施坦年轻时是作为一位杜林主义者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他是以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1881年至1890年这10年间，他在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显露的某些组织上和理论上的才能，使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乃至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名声。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倾向开始公开显露出来。1896年至1898年，他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的一组文章，成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的最初批判”，成为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公开责难的代表作。

构成《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文章，通常是指伯恩施坦在1900年编辑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一书确定的六篇文章。其中，写于1898年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可概括如下： 第一，借口反对“崩溃论”，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资本集中的新趋势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伯恩施坦完全不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极其显著的资本集中的趋势，断然认为，在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小型企业并没有停止发展，它们只是在和大企业的“比例上 ①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650页。

逐步地后退”了；即便这种“后退”也被看做是不稳定的。相反，当时实际存在的大企业增长的趋势，却被看做是工业的“不断的运动”中的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认为这种现象对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来说，完全是“次要的”①。同时，他又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些新的机能的作用，如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邮政、电报、客运和货运等交通通讯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以及工业家组织的扩展等等，极大地影响着“生产活动与市场状况的关系”，从而“非常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②。

第二，断言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已经生长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消解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意义和作用。伯恩施坦认为，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来看，这一制度“崩溃”的可能性不是更大了，而是更小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人们从“实质上”看到了“许多的社会主义得到实现”，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他所谓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义务范围的不断扩大、组织成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监督权的扩大、企业的良好的民主管理的逐步发展等。在他看来，社会只要能充分行使其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也就能实际地使私人经营的企业向公共经营的企业 转移。由此，伯恩施坦断言：“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③ 第三，以“探求当前问题的细节”的重要性为借口，主张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通则”)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在伯恩施坦看来，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人们对社会主义“通则”不再感兴趣，“而是去探讨当前问题的细节，去寻求在当前问题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朝前发展的杠杆和着力点。”而且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即使像《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文献，实际上也是“一个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而辩护的纪念性作品”，在他看来，“依科学方式证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严肃尝试，现在还只是极个别的实例”④。

据此，伯恩施坦“坦白”地承认，“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我所指的既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进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⑤“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说法，成了概括伯恩施坦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名言”。伯恩施坦本人把这一说法，仅仅看做是他的“偏重分析的思想方式”的结果。

第四，借口把落后民族纳入文明化制度范围，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辩护。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殖民扩张和对世界领土瓜分的加速，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他貌似公允地主张：社会民主党反对的应该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暴行”和“欺骗性的掠夺”，而不应该是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扩张，因为这种扩张可以把殖民地国家“纳人文明化制度的范围”。伯恩施坦试图区分殖民政策的“好的\和“坏的\方面，来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辩护.。 伯恩施坦还进一步认为，殖民政策能给宗主国增加财富。如果工人能在一系列社会权利的保护下，从这些增加的财富中分得相应的份额，就能使工人同掠夺殖民财富也有了某种“利害关系”。因此，如果认为通过反对所有的和一切的殖民政策就能加速本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彻头彻尾站不住脚的，还不说这件事本身就是空想。”⑥ 参见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989年版，第11页。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192页。 ③

同上书，第195页。 ④

同上书，第183、191页。 ⑤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192页。 ⑥

同上书，第197页。

①②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会主义问题》的最后一篇文章《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想因素》中，伯恩施坦还公开主张用新康德主义来指导社会主义运动，他断言：“‘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在伯恩施坦的心目中，新康德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远远胜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他认为：“先验的唯心主义者康德，事实上是一个比许多信仰所谓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人还要严格得多的实在论者。他为感官经验的世界要求充分的权利．而且他并没有提出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以外的‘物自体’这一概念——在他之前很久，已经有人用另一些词提出了这一概念——反而是限制了这一概念，他所划定， 的界限就在今天从原则上讲也还是未被驳倒的.\伯恩施坦不仅试图用新康德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武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建立在“利益”、“认识”、“道德意识”基础上的理论，从而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全部理论，纵然是十分唯物主义的，到底也必然带“空想色彩”。

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问题》中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是主张“修正”乃至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弃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的地位。

3、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 继《社会主义问题》之后，伯恩施坦又在1899年1月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下简称为“《前提和任务》”)一书。《前提和任务》是伯恩施坦对他的机会主义理论与政策作出的最为系统的论述，同时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的最为全面的“修正”。伯恩施坦承认，《前提和任务》不仅“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主张的见解”，而且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②。《前提和任务》成了伯恩施坦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决裂的宣言书。

在《前提和任务》中，伯恩施坦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用新康德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取代唯物辩证法、主张折衷主义的多因素决定论。

新康德主义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主要利用当时自然科学发展中的某些因素，迎合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的需要，极力“复活”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拼凑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恩格斯生前就注意到新康德主义的理论取向，认为“新康德主义的最后一言就是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部分”③。伯恩施坦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中，对新康德主义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并力图把它作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抗争的思想武器。他曾直言不讳地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要指出，这一教义的表面上的唯物主义有哪些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易引入歧途的空论(1deo·logic)，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而散布这种欺骗的人已经自己通过行动随时发现了或者将要发现它的本来面目。”④ 伯恩施坦从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法人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确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致命之处”，就在于坚持了“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的残余”。他借口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存在着对德国革命进程预 测的失误，目的在于诋毁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因为按照辩证法的这—本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解既包含肯定的方面也包含否定的方面，即包含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方面，这恰恰是与伯恩施坦的和平 同上书，第227页。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4卷，第286页。 ④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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