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自由主义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胡适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写过一本专门的政治法律著作，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他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针对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所写的一系列政论体现出来的。他对政治的影响离不开他创办或者为骨干成员的报刊杂志。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首先分析胡适在不同时期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核心内容及其所体现的胡适的政治理念，其次纵观胡适一生阐述他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论点。
（一）“好政府主义”
胡适在回国初期曾宣称他“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因为他觉得应该从教育入手，从思想文艺上为中国“造新因”。他回国时期对国内思想界很失望。在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归国杂感》中，他说中国的出版界在他出国的七年简直没有两三本可以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没有，就连消遣的书也很难找到，中国人“时间不值钱”，中国的教育处处是弊病。因此，他决定潜心研究学术，提高国民的判断力，增进国民的道德和知识水平。但是我们切不可将它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理解为他对政治的冷漠。其实他一直对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十分关注美国的政治并曾在康乃尔大学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他的理解也许是，先提高国民的素质，当然包括政治素质，到了国民素质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他们自然要参与政治也有能力参与政治活动了。这种思想与他在美国所学习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的关系。实用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暴力革命，这也是他后来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辩论的理论基点。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充斥着各种思想，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在中国都有其代言人，他们之间也存在着论战。这样的大环境使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无法像他所想的那样潜心学术研究。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胡适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暴得大名”。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了一次交锋。正如欧阳哲生教授所指出的“近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它压倒一切、掩盖一切、冲淡一切，文化则始终难以摆脱这一中心环节获得其应有的独立地位。”[i]有很强的政治意识的胡适随后便放弃了他“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积极发表政治言论。他的政治言论和政治活动为当时纷纷扰扰的中国政坛掀起了几次波浪。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五四”以后，陈独秀被捕入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但不久《每周评论》即被封禁。此时，包括胡适在内的一群知识分子对北京政府已经极其不满。于是在1920年8月，由
胡适领衔，蒋梦麟、陶孟和、王徵、张慰慈、李大钊、高一涵等人联名发表了《争取自由的宣言》，宣称：
我们本来不愿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碍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几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之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批判的真精神的空气。[ii]
他们要求北京政府废止侵害自由的条款，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立限制的法律”。
《每周评论》被封禁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胡适一直企盼有人出来做言论事业，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但他失望了，两年多来始终没有人出来“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于是他自己出来做这种事业了。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对政治十分感兴趣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并成为好友。在丁文江等人的积极鼓动下，胡适、丁文江、王徵、任鸿隽等人与1921年五月成立“努力会”，讨论政治问题，后来王云五、蔡元培、蒋梦麟、陈衡哲、朱经农等人陆续加入。“努力会”的宗旨是：“（1）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谋我们所做的职业的进步。（2）我们当互相联络，互相帮助，并当极力使我们所做的各种职业也互相联络，互相帮助。（3）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或单独的，或互助的——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4）我们当随
[iii]时随地援助有用之材。”1922年5月7日，胡适和丁文江等人创立《努力周报》，
主要成员包括高一涵、张慰慈、朱经农、徐新六、任鸿隽、陈衡哲、陶孟和、沈性仁、徐志摩、顾颉刚等人。“《努力周报》象征着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初的聚集，乃不争之事实。”[iv]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的第二期上刊发了5月13日由胡适起草，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徵、丁文江、胡适等16人联名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宣扬“好政府主义”：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v]
他们所宣传的“好政府”至少包括两层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有两点：（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vi] 他们为政治改革设定了三项基本原则：
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的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vii]
该文还指出，中国所以坏到这步田地原因之一是“好人”都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政治改革若要成功，“好人”必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好人”应加入到政治运动中去。他们还提出了南北议和的一些具体条件和措施。
该文的发表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进行了讨论。该文发表后过了仅三个月，1922年8月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三人就参加了北京政府，分别任总理、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加上发起《努力周报》茶话会的顾维钧任外交总长，王宠惠内阁被时人称为“好人内阁”。胡适满心欢喜期盼着一个“宪政”、“公开”、“有计划”的政府，然而“好人内阁”很快倒台了。11月议院代表控告罗文干在与奥地利签订条约时受贿，将其革职逮捕。王宠惠内阁被迫全体辞职。这场政治闹剧也宣告结束。
胡适为《努力周报》的编辑工作付出了很多精力，1923年他病倒了。4月他南下杭州烟霞洞养病，10月离开杭州前往上海，一觉醒来已传来曹锟贿赂国会议员当上总统的消息。胡适对此十分失望，在给高一涵、张慰慈、陶孟和、沈性仁四位的信中，胡适说：“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击人，则至多不过于全国恶骂之中加上一骂，有何趣味，撇开人而谈问题和主张，——如全国会议、息兵、宪法之类——则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而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
[viii]
（二）人权与约法
1926年春，段祺瑞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北京社会动荡不安。许多北京文人纷纷南下，南方的武汉、广州、厦门等城市接纳了不少南下的文人，而上海更是成为南逃文人的集聚地。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叶公超、沈从文、陈源等人先后抵达上海。胡适于1926年7月辞去北大教授职务，经西伯利亚取道苏联、德、法等国去英国参加10月举行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全
体会议。12月他离开英国去美国，在美国逗留三个月后经日本回国，于1927年5月抵达上海。1928年3月10日，由徐志摩、胡适、罗隆基、叶公超、潘光旦、闻一多发起创办的《新月》月刊创刊。先后参与《新月》的人还包括沈从文、陈源、凌叔华、陈衡哲、丁西林、邵洵美、吴景超、梅汝傲、徐新六等人。
1927年4月，蒋介石重组国民党，逐渐建立起国民党一党专政，也结束了北洋军阀时期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胡适的老朋友和学生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都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他开始还对政府抱很大的希望。然而，这一时期国民党的统治没有像胡适等人期盼的那样具有民主、法治的特征，保障人权，维护国民的自由，而是不断地侵害国民的人权。
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大报纸登出消息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徵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主张反革命分子（包括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分子）的惩治办法是“凡经省党部几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ix]胡适闻讯后立即给司法院长王宠惠写信，信中写到：“这就是说，法院可以不须审问，只凭党部的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议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x]
1929年4月20日国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
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宣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着行政司法各院通饬一体遵照。此令。[xi]
针对陈德徵的提案和国民政府的人权保障令，胡适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人权保障令的虚伪性。他指出了这道命令的三个缺陷：一、这道命令仅将人权规定为身体、自由和财产，但没有具体规定其内容，如自由究竟有哪几种？又如财产怎样受保护？二、命令所禁止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主体仅仅是个人或团体而没有提及政府机关。而实质上对人民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侵犯最严重的恰恰是种种政府部门与党部机关。这完全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三、命令中说“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但当时没有哪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权。中华民国刑法上虽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节，但如果此种妨害是以政府或党部的名义作出的即算不得违法了，人民的人权依然得不到实质的保障。
《人权与约法》发表后很快引起了关于“人权与约法”的大讨论。获得哥伦
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师从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哈德罗·拉斯基的罗隆基和著名文学家梁实秋等人都纷纷著文支持胡适。罗隆基对人权问题有过系统的研究，对人权的意义、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人权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等问题都作了充分的说明。[xii]而梁实秋则从文学的立场对国民党统一思想进行了批判。后来胡适又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行难，知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这些文章与罗隆基、梁实秋等人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胡适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借用周栎园《书影》里的一则故事说：“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烬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xiii]
虽然胡适等人是善意的批判，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舆论的监督使中国的政治走上正轨，使国民获得应有的人权与自由。然而进行一党专制统治的国民党如何忍受得了这样的批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国民党立即组织潘公展、王健民、杨杏佛等人对胡适的文章进行批判并集成两册《评胡适反党近著》，教育部下达对胡适的警告，上海等地的党部要求逮捕法办胡适。罗隆基被捕入狱。胡适于1930年5月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北上，人权运动也基本结束。
（三）民主与专制之争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国家处于十分危急的政治环境，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等知识分子都表现出对时下中国政治的关怀。1932年5月22日他们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希望以独立的精神评论政治。在通过怎样的方式应对这场民族危机即国民党在特殊时期应采取怎样的方式进行统治的问题上，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产生了分歧。胡适坚决主张民主政治，而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等人虽然也是拥护民主政治的自由主义者，但在30年代那种特殊的形势下，他们偏离了原来的政治立场，主张专制统治以求得全国的统一。
1933年年底爆发了“福建事变”，蒋廷黻随即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他认为各国政治史都可以分为“建国”和“用国来谋幸福”两个阶段。而中国是一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所以中国必须首先依靠专制政治建立统一的国家，然后再图政治上的民主，即认为“专制”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出路。针对蒋廷黻的这篇文章，胡适连续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反驳蒋的观点，为民主政治辩护。他认为“第一，建国固然要统一的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第二，我们今日要谈的‘建国’，不单是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中国自从两汉以来，已可以算是一个民族国家了。我们所谓‘建国’，只是要使这个中国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里站得住脚。”[xiv]胡适还将专制区分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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