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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约束 关于生育观及社会约束的探讨

作者：慈勤英范云霞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年02期

提要 本文以生育观三方利益说，在对我国传统与现实生育观及其相关政策尤其是“养儿防老”这一观念的政策认定分析后，认为计划生育宣传应以控制人口是为子孙后代着想为基调，社会应加大对孩子权益保护的广度和力度。同时指出，在生育观的价值体系中，应逐步削弱以至取消父母单纯因生育而获取的特权，认定子女的生存权和受教育权，并从实际实效上提高人口素质。

关键词 生育观 计划生育 社会约束

关于生育观的研究，兴起于80年代初，是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强化推广同步的。自生育观三分法的提出，人口学界基本引为共识，以后生育观的社会调查研究大都囿于此定论，调查研究、分析也基本以生育目的、性别偏好、子女数量选择为根本来铺陈展开。回顾十几年来关于生育观的研究，无论问题的提出、问卷设计的主旨、转变生育观的对策，在字面意思的背后都暗含着一种肯定，即从父母的利益出发，来决定生育观的取舍；期望的是父母对子女回报的索取能从物质转为精神；社会约束也是在偏重父母利益的背景里来对生育观实行干预；而且试图把这种对子女期望的利益的转变定为生育观的革命。笔者认为，这种研究仍停留于表面，没有触及生育观的根本，也没有达到试图影响生育观的社会约束的预期效果。 一、关于此前生育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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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观，是人们对生育问题的看法，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世界观、人生观在生育问题上的表现。生育问题，涉及人类的生殖、社会的评价和尊重、生命的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及习俗等诸多要素，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也使生育观的内涵极为丰富。这就决定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生育观是各不相同的。目前生育观的三分法，有其局限，并不能完全、准确、真实反映生育观的本质。 在生育观的价值体系中，应照顾到三方人群的利益。

人的生育，不同于动物的繁殖，也不同于物的生产，其生产的对象是活生生、有智慧的人类。对于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来讲，他的生育也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对于每一次具体的生育行为而言，都涉及到三方面独立的人群：一方是生育的主体——父母，另一方是生育的客体——子女，第三方则是由其他人群共同组成的社会。在考虑生育观的内涵时，首先应明确是从哪一方利益出发的：父母？子女？抑或是社会？对于同一种生育行为，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便会得出有差异甚或截然相反的认识。在生育观的价值体系中，应首先明确是以哪一方的利益为最大，应如何兼顾各方相对独立的人群的利益。厚此薄彼，或过分强调某一方的主导地位，都会导致生育观不恰当地向某一特定人群倾斜，从而破坏三方之间微妙的、动态的平衡。其图示如下：

在这三方面关系中，子女作为生育的客体是被动的角色，无法参与自己出生的决策，更无法干预父母或社会的生育。但同时，他又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拥有作为人的所有权利，与父母、社会平等相对，特殊性只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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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作为人的权利的守护和尊重，也要依赖于社会和父母的力量来实现。所以，生育观中能动的责任和义务的承担者是父母和社会。也就是说，在生育问题上，如三方利益发生冲突和抵触时，是由社会或父母来作出判断选择和取舍的。

当三方的价值取向相一致时，三者是统一的。如当父母的生育满足了自身的需求，也为社会提供了需要的劳动力，同时，父母和社会也为孩子构筑了健康成长的环境和未来生存的空间。我们可以初步认定，父母的生育基本上兼顾了各方的利益，是协调统一的。否则，就会出现不协调，也就会产生在这三方关系中应首先考虑谁的利益、应以谁的利益为最大的问题。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生育观都不是超然独立的，它要受到当时社会力量的有力约束和引导，并据此形成具有历史特征的向某一人群利益倾斜的生育观。

1.前社会本位阶段。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类生存条件恶劣，死亡率极高。为了维持种族的延续、氏族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在生育问题上，社会约束体现为一切以种群、氏族、社会的利益为最大，父母、子女的利益必须服从整体的利益。人们曾观察到，在尚存的原始部落里，当食物匮乏，并威胁到人们的生命时，氏族总是优先把食物提供给健壮的，存活率可能较大的人，并不考虑他是父母，还是未成年的子女。父母的利益，孩子自身的权利，是被忽视和抹杀的。这一时期，可称之为低水平的社会本位阶段。

2.父母本位阶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不断进步，社会的利益体现为每个家庭的具体利益。在生育问题上，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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