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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
作者:[美] 尼尔·波兹曼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读书笔记
工业技术与受众的行为习惯在引导着传媒的发展走势,然而其实这种影响本应该是相互的,但目前看来,似乎是科学技术与受众倾向占据更强的引导力。如果说报纸的衰弱不可逆,那么一些专业性的杂志能否可以通过某种努力而精彩逆袭?
近几年纸媒十分不景气,但《纽约客》(The New York)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态度和导向,《纽约客》于1925年创刊,内容涉及政治观察、人物介绍、社会动态、电影、音乐戏剧、书评、小说、幽默散文、艺术、诗歌等方面。从其创刊伊始,《纽约客》面向那些能够欣赏其幽默和深入报道的读者,在《纽约客》中,它的读者反馈常常是这样的——一定会读到些许的震惊和意外。
又比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许多老牌的著名报刊关的关、卖的卖,能够活下来的基本也都是苟延馋喘,读者们拿到手的杂志一期比一期要薄,一片哀鸿遍野中,《经济学人》却创造了逆市飞扬的神迹,发行量从2004年的60万飙升到2013年的160万。
在2012年财年,这本杂志的母公司经济学人集团的利润高达6800万英镑;2013财年的数据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35900万英镑。能够取得这样的业绩,与这本杂志的立场和风格坚持分不开。自1843年创办以来,这本杂志一直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超党派和自由主义的立场,它对自己的读者十分挑剔,它认为只有富有独立见解和批评精神、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才配读它,所以它从来不去迎合大众,文章中提到很多经济名词和法语或拉丁文的时候,甚至都懒得去解释,就是这么傲娇。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杂志能否也可以实现这样的逆袭?
傲娇的前提是,你的确具备傲娇的资本,在杂志上来说就是存在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能够充分吸引大量的受众,并且这种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
如果杂志逆市场趋势而不做自己的新媒体形式,不做任何推广应用,而坚持以纸质形式发行,同时选择留住那么一批能够思考,且思考独到、深刻、有力的记者和编辑,是否能够凭借其杂志内容本身的的价值和吸引力,去促使读者购买纸质杂志?是否就有足够的理由来吸引广告商?是否这样的杂志就能够成为纸媒最后的经典,历久弥新?
或许,在历史新陈代谢的发展规律下,纸媒未必能够真正实现逆袭,但从延长纸媒寿命这个角度看,也许这些想法是一点有用的思考。
在经济快速发展,人人都在问“时间都去哪儿了”的大环境下,时效性高的浅阅读与思考性强的深度阅读其实都无可厚非。我不能说哪一种阅读习惯是对的,但个人认为,传播应该与科学技术、受众选择拥有势均力敌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应该是可以引导受众的阅读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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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
芒福德的著作《技艺与文明》指出从十四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役于时间的人,大自然的权威被替代,漠视日出日落。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
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精确而可估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
技艺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改变人们的价值观。
媒介即隐喻,即我们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
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
波兹曼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他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由于它能够引导我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
媒介于无形之中影响文化:
第一个例子是法庭。原始部落的审问,是口头进行的,没有书面文字,部落首领依靠谚语伸张正义。而今,在印刷物为主的法庭上,法律文书,案情摘要,引证和其他书面材料决定了寻求事实的方法。
第二个例子是大学“口试”。在学术界里,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书面文字是作者深思熟虑、反复修改的结果,甚至还经过了专家和编辑的检查,具有客观的特征。书面说明代表的是事实,而我们的口头通知却只是一个传言。
第三个例子是苏格拉底的审判。在他开始为自己辩护之前,苏格拉底向500人陪审团道歉,说自己没有很好的准备发言。这样的开场白是苏格拉底的特点,但这并不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对于那些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诡辩家及他们的后裔,修辞不仅仅是戏剧表现的一个机会,而且是组织证据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因而也是交流事实的方式。忽视修辞原则,杂乱无章的表达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重点或得体的激情,都会被认为是有辱听众智力或者暗示说话人自己的错误。
波兹曼用三点作结:第一,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第二,我们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第三,任何稍稍了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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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交流历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虽然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得大于失,有时是失大于得。我们在或毁或誉时要十分小心,因为未来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表达思想的方式将影响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
铅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这一点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愿承认过去和现在的媒介环境存在重大差别的人来说。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如今的印刷品远远多于过去,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来,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蚊子,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的、分析结构的影响,四处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响着人们说话的方式。
意识到形式决定内容的实质。
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
波兹曼要探索印刷机作为一种隐喻和认识论是怎样创造了一种严肃而理性的公共对话,而今日的美国又是怎样远远背离这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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