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障碍是最大反腐障碍”的认知尚浅

“体制障碍是最大反腐障碍”的认知尚浅

文/大漠鱼

2月3日，京华时报刊发报道：《中纪委研究室：体制障碍是最大反腐障碍》，随后，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官媒相继转发。尽管全文不足700字，但它无疑像一枚重磅炸弹在年春节的节日焰火中引爆。

刚刚过去的2013年是不少官员胆战心惊的一年，好容易熬到年底，原以为可以消停片刻，不成想大年初四惊魂再现，想来，这个时候那些屁股底下不怎么干净的官员有的苦叫了。

反腐的声音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喧嚣，但2013年无疑是最“给力”的一年。尤为难得的是，2014年年初，当局高层第一次把“反腐不力”的原因归咎于体制自身的弊端。这等于说，“伟光正”的旗帜即有可能被腰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有可能步入轨道。

将反腐的触角伸向体制本身，建国60多年来从未有过，即使言语间的讨论也讳莫如深。所以，高层这次“自我触电”说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确实有过深度反思和反省。不过，从京华时报的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虽然高层在意识上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但目光依然逗留在问题的表面，距离意识形态的根本改观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如何把这样的认识变为行动，更是未知。

下面，我们不妨具体解析一下中纪委研究室的认知思路。

首先，中央纪委研究室指出，“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能从体制本身寻找弊端，当然是一种进步意识，必须予以肯定，但请注意，中纪委仅是把“反腐不力”的原因指向“机制缺陷”，而非体制本身。这说明，他们仍然认为现有体制本质是好的。就如一个瘸子走路，他们认为，之所以出现上下颠簸的姿态，极有可能是道路不平所致，而非腿疾。很显然，中纪委是在原则不变的基础上，对问题的实质做了意识的规避。岂不知，只有当残疾的腿脚彻底医治好，行走才能自如。

再看中纪委研究室的专家们达成的共识：“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创新，必须落实‘两个为主’”。

一、“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二、“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必须落实的“两个为主”突出的重点是，“纪委的监督权”将提升一个档次，即纪委监督不再是单纯的平行进行，必须有更高一级部门的同步监督，包括下级纪委领导的考察任命。必须承认，之前的地方“同级监督”很容易形成权权交换，进而导致监督乏力的结果。而今后一起案件同时报请上级纪委同步监督，等于是强化了监督权。在中纪委专家们看来，在这样的“双保险”机制下，腐败即可被遏制。

我们无意苛求政府做的每件事都能百密不疏，但上述认知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假设“上一级纪委”也腐败，又该由谁来监督？由此推演，再上一级、再上一级，那么对最高层的监督岂不成了真空？特别是对纪委官员的任命，并没有从历来的规则中剥离出来，所以也就很难做到真正的公平和公正。而这样的瑕疵或者是弊端不从根本上纠正，谁又敢保证不再出现官官相护、权力互换的潜规？

还需谈到的一个问题是，中纪委研究室的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作用，即“上一级领导”。就是说，政府试图把反腐的任务完全寄托在高层领导的权力和道德上。毫无疑义，这是彻彻底底的“人治”意识，也是对法律的不信任和蔑视。而离开法律约束的权力，作恶泛滥是迟早的事，更别指望其推动社会事物的公平和公正。

我们相信中央新政集体抱有改变社会政治氛围的雄心壮志，我们也愿意相信在新政府的领导下，美好的“中国梦”能够成真。但是，要让这样的愿景变为现实，首先要改变陈旧固化的意识，从纵深处剖析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做一些皮毛作业应景敷衍。被唱了几十年赞歌的体制与中华长久的命运相比，不过是一个途中的驿站，有几人能常驻于此？

不破不立，该拿起的要拿起来，该放下的就得放下。生活常识告诉我们，被丢弃的永远是垃圾，又何必惜惜然，视之为宝？

20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