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危机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危机传播包括以危机事件为对象的社会中一切传播活动，其中也包括危机本身。危机传播诞生于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全球化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矛盾凸显。1982年强生公司的泰诺胶囊投毒事件，引发了危机传播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揭开了美国危机传播研究的序幕。此次事件在全球范围内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发了人们深入的关注，开始有学者对危机事件进行了反省与思考，促使了对于危机传播研究的深入。

危机传播研究的早期阶段，从事危机传播研究的学者多为管理、公共关系和传播学的教授或学者。到20世纪90年代，危机传播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危机传播理论从政治学、经济学扩展到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等，但由于危机传播牵涉到不同危机事件中复杂的地域政治，以及研究危机传播学者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故危机传播最基本的理论建构和融合在当时成为了一大难题。在危机传播研究对象延伸到以政府、组织、信息、媒介和受众为主题的多方面研究之时，诞生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模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学者斯蒂芬·芬克的“四阶段生命周期模型”——把危机分为潜伏期、爆发期、延续其、痊愈期和评估期，以及巴顿的危机处理五环节模式——即“觉察—防止—遏制—恢复—反思”。这类模式强调危机传播的功能取向，把组织作为危机处理的核心，为组织妥善处理和维护组织利益找寻措施与方法，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给予组织以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从而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逐渐形成了危机传播研究的“批判取向”，它把危机传播看成一个动态的话语冲突和调和过程，而非一个简单的线性信息传递过程，其中比较成熟的理论模式是麦克黑尔等人提出的“霸权”模式。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霸权”是指在信息传播中占有主导权与领导权的传播者或组织机构的权力，危机传播过程便是这一权力分化和争夺的过程。

纵观危机传播在西方20年来的发展，我们不难得出：研究取向的产生、演进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进步，媒介环境的变化更是加快了这一变化的速度和力度。新媒介又为危机传播研究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方向，也拓展了危机传播研究的空间。虽然国外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我国危机报道提供参考

性的指导，但危机传播与政治控制的相关性使国内的危机报道不得不被纳入政治、社会范畴，即我国的危机传播需要根据中国国情来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潜在的矛盾与危机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日趋增加。频发的危机事件对我国政府和社会应对危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过2003年初的SARS事件、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等多重危机事件，我国的危机管理体系开始逐渐完善，媒体在危机信息传播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有关危机传播的研究也被提到了危机管理的日程上。

我国的危机管理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许文惠、张成福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张岩松编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危机管理：面对突发事件的抉择》（朱德武），翻译著作如罗伯特·希斯的《危机管理》（中信出版社，2001年版）等。危机传播理论的专著也开始慢慢出现，2002年2月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学者吴宜蓁的专著《危机传播——公共关系与语艺观点的理论与实证》是台湾目前较为权威的危机传播专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史安斌），把危机传播和新闻发布的主题定位为政府部门，提出了可操作性的传播策略和技巧，以期促进我国政府部门以危机传播和新闻发布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危机传播管理》（胡百精），从危机的生成和发展机制入手，对危机管理的核心问题——传播与沟通进行了探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危机传播:信息流及噪音分析》（钟新），此专著从政府、媒体、学者、受众四个角度对危机传播的不同环节进行了分析，建构了较为新颖的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危机传播管理——流派、范式与路径》（胡百精），作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对危机传播的定义、流派、体系等进行了详实的论述。

从目前的文献检索来看，国内有关危机传播的专著或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论文：危机公关、信息传播与公开、公众知情权、媒体舆论引导、危机报道实践、政府或媒体的公信力等，其关注对象是危急中组织的利益与形象，而对于受众利益的关注和受众话语的表达与维护比较少见。危机传播领域的学术领域

中，更多偏重于经济管理、公共管理或公共关系学科，是在“危机管理”或“危机预警与沟通”的概念下的研究。随着危机传播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广泛开展，如何发挥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心理引导作用，如何通过危机报道协调公众、政府和媒体三方的关系，以及组织的危机传播观念和受众心理研究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危机传播研究和实践必须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