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

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

──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

陈弱水

这篇文章试图以最简扼的方式，说明中国传统「公」观念的整体特色，兼及这个（或这组）观念在十九世纪末期以后的变貌。「公」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语汇和观念，至少已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时间，这个观念历经分化、演变，分化后的观念在意涵上又保持重叠，乃至彼此渗透，构成复杂而极其宽广的意义之网。本文所要作的，是建构最基本而不致过分偏颇的图象。首先要声明，本文探索「公」观念，有时会涉及「公」的相对观念「私」，但「私」的内涵只在介绍「公」的观念类型时，附带说明，藉以揭露这些类型的特色，并不另作独立探讨。其次，本文的方向，并非直接处理中国历史上有关公共活动或公共领域的观念，而是企图说明「公」这个词语本身的社会、政治、伦理意涵。这样的工作，应该可以相当清楚地揭示中国心灵中的「公」究竟何所指，中国文化中的「公」与源自西方的「公」（public）主要异同何在，从而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的「公」观念与现代社会环境的种种纠缠。

自从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开始大举检讨自己的文化后不久，就一直有人批评本国人缺乏公共意识，行事只顾个人利益与方便，不懂经营公共生活，不擅处理公共事务，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一涉公字，其事立败」（一九一六年《国民浅训》）。来华的西方人更早提出这类看法，明恩溥（Arthur H. Smith, 1845-1932）在他的《中国人的性格》（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更发出直率的抨击。1从中国思想史的观点看来，这是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中国人的公共意识普遍薄弱是事实，但传统中国并不缺少「公」的观念与价值，相反地，传统文化对此是非常强调的，诸如「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公尔忘私」等常见词语，都是这个倾向的反映。那么，近代中国与西方接触后尖锐地感觉到公共意识之阙如，问题在哪里？传统中国重公轻私，难道都是空谈？如果不是，这种意识与西方的公共观念，有哪些区别和共性？遭受近代历史巨变的冲击后，「公」的观念在中国有怎样的发展？这些是本文试图探索的最主要问题。

在我所见到的近代中国有关公私问题的评论中，最富趣味的出自福州才子黄濬（1890或1891-1937）的《花随人圣盦摭忆》。这段评论见于该书上海书店版「闽中新乐府〈渴睡汉〉〈关山虎〉」条，藏有敏锐的直观，很适合作为具体展现中国公私意识问题的起点，因此不避烦长，多引如下：

予意以为东西俗尚所判，即在于国人最重男女礼节之防，而于公私之分，反熟视若无睹。西人则反之。其实公私之分，即是义字，古圣贤所教导甚明，后人渐泯忘其界。唐有不书官纸者，史已称其美德，则公物私用之恶习，相承已久。海通以来，外交久视为专科，而献媚教谄之逸闻，指不胜屈。滥用官物，犹其余事。十年前有总长夫人之花粉厕纸，由部供亿者，未足奇也，比日更闻有醵赀讌异国之武员，举杯伪饮，受其呵斥，赬颜忸怩，不敢仰看者，其事之奇与辱，又不堪道。究其病，皆在国人但以为出妻女，狂饮，酣舞，可以联欢，不知至多得附为暱交，于事无裨也。……即论中西男女之防，旧日志乘，皆以外人履舄交错为奇。忆某笔记载：「杭人黄保如司马，官直隶办天津洋务局，初办事，诸事皆顺手，一日美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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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于1890年在上海发行初版，往后重印多次。在初版，「公共心」（public spirit）的部分见Arthur H. Sm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 1890), chap. 26。在后来的修订版，如1894年的纽约Fleming H. Revell Company版，这部分变成第十三章。该书还有一章论中国人「同情心之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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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饮，坐无他客，惟黄君一人而已。领事夫人亦同坐，酒半，领事与夫人请移至内室，已而又改设于月台，而领事云，有公事先辞出，夫人留之坐，黄君虑招物议，强辞而去。夫人意颇不悦。自后与领事来往公事，常致龃龉云云。」此说真堪一噱。弊在我国人夙有瓜李之戒，横梗于胸，误以为簪裾之酬酢，为帷薄之遮邀。2

相对于本文的主题，上段引文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公私不分不但是中国生活的常态，而且是中西风习的一个基本分野。近时中国人办外交，以为笼络结交外人，就能得到谈判桌上的方便，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不了解西方公事公办的习惯。其次，公私之分，即是「义」，这是中国的古训，可惜后人忘记。3

黄濬最令人玩味的看法是，中国人的公私不分，恰与严守男女大防成为尖锐的对照。「男女有别」是中国道德体系中的一个根本信条，在五常之列，它不但是历代儒者士人不断强调的规范，也深刻地落实于现实生活。在近代以前，特别是传统中国的晚期，讲究礼法的大户人家妇女不出中门，不轻见外客。在元明以后的文籍，「士女」、「士女幅凑」之词就难得出现，可见市街户外少见上层人家妇女，一般男女如有群聚的情况，则被认为是风俗轻薄。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人来华，也惊讶于上海天津街头女性之少。4黄濬观察到，在晚清的外交界，不但官员拙于处理男女交际的场面，他们的妻女因为困于与男宾应酬，也视异国为畏途，洪钧（1839-1893）出使欧洲，根本只带妓妾赛金花随行，外国人以为她就是夫人。5黄濬描写中国人严守男女分际但公私混然不分，西人男女少别却公私严谨，生动地点出了清末中西相对反的文化情态。不过，可疑的是，「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与「天下为公」、「至公无私」都是中国的古训，何以前者到了十九世纪末还是大多数人的行为轨范，后者却呈现公私不分、公物私用的情状？公私之分，真是后人忘却的德行，还是别有文章？以上的问题，都是本文试图回答的。要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必须了解传统中国的「公」究竟有什么主要意涵。

传统心灵中的「公」

关于传统中国「公」的观念，已经存在若干专题研究，特别是在先秦和明清时代的部分。通贯性的分析，则以沟口雄三的论著最为知名而有见解；作者个人也曾在多年前撰写的一篇文章，泛论传统中国有关公共场域的价值。在这里，我将根据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以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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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1998），页240。关于仕宦者不用官纸为人称美的问题，粗查史籍，见有南朝阮孝绪、明代姜昂二例，不知黄濬所说为何人。 3

按，黄濬所指的古圣贤教诲确切为何，不得而知，但在宋明理学，颇有类似的话语。譬如，北宋的程颐就曾说：「义与利，只是箇公与私也。纔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在《二程集》（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景印，1983），页176。同样的意思，微有差异的记录，见杨时、张栻编《河南程氏粹言》：「义利云者，公与私之异也。较计之心一萌，斯为利矣。」（《二程集》页1172）]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下文会有讨论。 4

节庆赛会之际，基层社会有男女混杂聚集的情事。见汤斌，《汤子遗书》（四库全书珍本版），卷九，页24a；陈熙远，〈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5:2（2004年6月），特别是第五节。关于日本人在晚清中国都市的见闻，见渡边浩，〈「夫妇有别」?「夫妇相和?」〉，《中国──社会?文化》，第十五号（2000年6月），页214。]更极端地，还有「夫妇有别」的说法（首见《孟子?滕文公上》）。姑不论此语可如何解释，至少就字义而言，强调夫妻的分隔，严重违背人类的一般经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位知识领袖津田真道（1829-1903）就曾回忆，他少时读到「夫妇有别」之语，实在感到大惑难解，还听过人说，这是指不要和别人的夫妇混杂在一起。[ 渡边浩，〈「夫妇有别」?「夫妇相和?」〉，页212。 5

黄濬说维多利亚女皇还与赛金花合照，明显是误传。参考李蜀宜，《赛金花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6册；原刊于1935年）。 6

沟口的论着见氏着，《中国?公?私》(东京：研文出版，1995)，〈中国????公?私概念?展开〉、〈中国?「公?私」〉。另参考他的中文论文：〈中国与日本「公私」观念之比较〉（贺跃夫译），《二十一世纪》，第21期（1994年2月）。本人的简论见本人最近出版的着作《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中的〈关于华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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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检阅资料所得，对此课题作一通盘整理与说明。以下所谈的，并不是要取代沟口先生的论点。沟口的研究是以明清思想的所谓近代性发展为主要问题意识，多方析论中国的公私观念。个人则是希望透过适当而尽量全面的分类，为传统心灵中的「公」提供整体的理解。由于目的不同，陈述的角度自然有异，彼此间的关系应当是互补的。以下，本文将以「公」的观念类型为架构，进行讨论，在作个别类型的说明时，也设法稍微兼顾思想的历史发展。 开始进行主题讨论前，想先作一点方法论的说明。本文的目的，如前所述，是在为中国的「公」观念提供一个整体了解。由于这个观念丛非常复杂，几乎不可能对其全体作直接的描述与解说，个人想到的一个处理问题的方法是，设法找出使用「公」字的观念类型，如果主要的类型都能被辨识出来，各个类型拼合，就距离「公」观念的整体图象不远了。至于如何分类，并没有事先拟想的标准，一种「公」观念能被称为类型，一定要有独特性，有具体而可与其他「公」观念区分的内涵，这样的类型也应该会有特定的起源与历史。本文类型理论成功的程度如何，则系之于描述上的有效性：这些类型比照拼合，能否显示中国传统「公」观念的特性？能否勾勒出「公」观念的大略范围而无重要遗漏。

作为一个政治社会概念，「公」最原始的意涵是朝廷、政府或国家。根据学者的研究，甲骨文、金文中的「公」主要有祖先、尊长、国君等义。（周法高《金文诂林》，○○九○）这里的第三义「国君」，就是作为抽象概念的「公」的最初源头。《尚书》中的「公」，几乎都是专有名词，如代指周公、召公，但有两例系泛指诸侯。在《诗经》，「公」的涵义较广泛，除了指封建诸侯、贵族领主，也及于与这些统治者有关的事物，例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夙夜在公」（凡三见），「敬尔在公」（〈周颂?臣工〉）、「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诗经》中的「公」，意思都还相当具体，单独出现时，多指封建主（包括周王）的官署或宗族，不过，在封建主的官署当然要处理政事，「公」于是也略有公务之义，如「敬尔在公」所显示。至迟到春秋晚期，「公」则已有了明确的政府、一般性政务、公众事务的意思。《左传?昭公三年》有句：「公事有公利」，两个「公」字，指的都是国家或政府，而不是说封建主的事涉及封建主的利益；同书「昭公二十六年」：「大夫不收公利」，意思是大夫不侵占官府或公众的利益，「公利」也不是指封建诸侯的个人或家族利益。《论语》记载子游称赞澹台灭明之语：「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雍也〉），意思就更显豁了。不过，「公」字有明确的非个人性的政府义，也不会早于春秋中晚期太多。封建政治鼎盛的时候，封建主与抽象的政府是很难区分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宋国发生飢荒，子罕请宋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此处的「公粟」，可以理解成公家的谷物，但从下文同时请大夫捐粮食看来，「公粟」也意指国君个人所能控制的谷粮。襄公二十九年相当于公元前五四四年，已为春秋中期的后段，在有关那时的文献，「公」字的指涉还可能是相当模糊的。

简单地说，作为一个政治社会概念，「公」最初的涵义是统治者或政府之事，衍伸出来，也有公众事务的意思。「公」的这个涵义在后世一直继续存在，所以官府就是「公家」、「公门」，「公服」就是官服，政府发出的证明文件叫「公验」、「公凭」，打官司则是「对簿公堂」。在现代，政府工作人员称为「公务员」。「枵腹从公」、「力疾从公」、「欺公罔法」的「公」，都是指政府或政府事务。在清朝，官方征用的役夫可称为「公夫」；在日治时代的台湾，对于替政府作义务工作，闽南语叫作「做公工」。

既然「公」的一个主要涵义是政府、朝廷或政府事务，与它相对的「私」，就有民间的意思。这层意义的「公」和「私」合起来，就是政府与民间，此一连词在传统文献屡见不鲜，

会文化现代化的几点省思：以公德问题为主〉一章。 7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二，在《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257；《清实录》（台北：华文书局景印，1969），第十九册，卷九二五，干隆三十八年正月下，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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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例子如「公私两便」、「公私疲困」、「公私交易」。另外，《唐律?杂律》「无故于城内街巷走车马」条有云：「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根据「疏」的解释，这项条文是说，如果有人在街道衢巷驱驰车马，是犯罪的行为，如果因此伤人或撞死人，要罪加一等。但如果因为政府的重要公事或私人急务──如疾病、死亡、有事追人──驱驰车马，可以不算违法（如导致伤亡，还是要受惩罚）。《唐律》此处的「公私」，指政府与私人（或个人），和指称政府与民间的「公私」，意思微有差异。本段所说的「公私」，在行文上都可以用「官私」来替代，只是后一词的使用不若前者普遍。总而言之，「公」的一个基本涵义是政府或政府事务，这也是作为政治社会概念的「公」的最初涵义，与它相对的「私」，则是指民间或私人。这层意义的「公」，是个描述性的概念。

政府或政事义的「公」虽然是描述性的词语，还是有价值判断上的关联。前文所引子游的话：「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以及《左传》的「大夫不收公利」，都意味着，办理政府事务，应该与私人关系或利益区隔，避免假公济私。《礼记?曲礼下》云：「公事不私议」，也是这个意思。看来，「公」的概念初起之时，就有了公私分离的想法。尔后，在历代法律，擅用官物都被认为是犯法。订于元明之际的家训《郑氏规范》（浦阳郑氏）有一条文是：「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对于贪污的行为，表示最严厉的鄙弃。王士晋《宗规》则训示：「仕宦不得以贿败官，贻辱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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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政务的领域，公私分明一直是个价值，但从各种历史资料看来，似乎不能算是深

入人心的行为准则。以下，为了行文与讨论的方便，有时会将政府或政府事务义的「公」称为类型一的「公」。

接下来，要谈「公」的另一项主要涵义，本文将它订为类型二。类型二的「公」在历史上影响极大，下文要继续介绍的「公」的其他三个类型中，就有两个是从这个涵义演化而来的。类型二的「公」，内涵相当复杂，但核心意义是「普遍」或「全体」，换言之，它指的不只是朝廷、政府，而及于国家、「天下」，甚至可以是人间宇宙的总和。这层意义的「公」最突出的特性是，它基本上是规范性的观念，「公」的范围如何界定经常不是要点，重要的是人应当具有普遍的关怀。需要具有这种关怀──或许可以称为「公心」──的人，主要是天子、统治者、士大夫，但也可以是每个人。《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段文字希望人人都有普遍的关怀，能够照顾他人的家庭，为他人出财出力，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公」的理想最浪漫的表达。

普遍、全体义的「公」观念，在战国中晚期崛起于中国思想的舞台，儒家、道家、法家典籍中都有其踪迹，儒、道、法刚好是当时思想界的主流，可见「公」的这个观念是夹带着巨大的力量出现的。「公」脱离政府、朝廷的范畴，取得超越的意涵，意味着普遍、全体以及其他价值，似乎和「天」的观念的发展有关，在这方面，道家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道家思想家否定文明的发展与儒家的价值体系，他们用以拒斥文化主流的一个新观念，是自然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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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十六，页480-1。 David McMullen指出，在《唐律疏议》，「官私」一词的数量约为「公私」的两倍。这可能因为《唐律疏议》是法律文书，倾向使用技术性的词语。见David McMullen, “Public and Private in the Tang Dynasty”（未刊稿）。McMullen教授此文对唐代公私观念有详透的研究，关于公私两字在唐代语文中应用情况的分析尤其有价值，希望能早日发表。 10

见徐梓编注，《家训──父祖的叮咛》（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页122。 11

见陈宏谋辑，《五种遗规?训俗遗规》（干隆四至八年培远堂刻汇印本），卷二，页24b。王士晋为何人虽不详，大概不脱离晚明清初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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