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中文媒体在报道中国事务时，往往使用一套有别与大陆主流媒体的话语方式体系，即使在突发危机事件中也会迅速构建相应的表达形式。如被国内媒体称为的污水，被表达为“毒流”、“毒水”，根据标题和正文出现频度，此次报道专题的关键词主要包括“污染”、“瞒报谎报”、“恐慌”、“后遗症”、“质疑”和“致歉”等负面信息。同时，在语言和符号运用中还有以下特点，首先是大量运用较煽情的形容语，如以“狼来了”，“白沫下的哈尔滨”，“水长流”为标题；其次，通过“副+动”和“形+名”的构词法，如“严辞”、“怒命彻查”、“勇揭”、“炮轰”、“辩称”、“大祸”、“黑幕”等渲染新闻故事的情节性，吸引受众，并形成报道的基调；再次新闻话语中引号大规模使用，除直接引用外，很多常用词汇也被打上引号赋予新的内涵，如“一帆风顺”、“一团和气”、“和谐”等等。通过使用以上词语，奠定了各自的报道基调，构架了各自的新闻内容。
结论与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境外中文媒体在建构公共危机报道的框架有以下特征：
（一）政府成为新闻的首要消息来源，新闻来源则趋向多元化。
从消息来源和新闻来源数据分析，境外中文媒体新闻制作的流程大致为听取政府发布的消息，然后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国内民间和境外政府民间信息，以证实或者证伪所得消息，一篇新闻稿几乎融合多种信源，经过不同层次的框架呈现在受众面前。也就是说境外中文媒体最初的信息来源或许和大陆主流媒体是相同的，但是这个消息源往往作为由头，通过对事件不同角度的阐释，形成与大陆主流媒体相反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是什么因素促成反效果形成的？根据文本内容来讲，部分与该媒体所持立场和意识形态有关，部分和记者所持价值观和思维逻辑相关，但是作为消息来源的政府在发布信息时的模棱两可，朝令夕改对信息的有效发布构成相当大的障碍，成为曲解和负面评论的主要因素。
（二）关注环境和外交事务，但落脚于政治揭秘式报道
在事件框架中，对环境生态与国际关系的关注是境外中文媒体比较突出的新闻取向特色。但新闻话语经过主要事件、口语反应等结构涉及先前事件等背景交代时，话题往往突破标题设置的框架，最后归结到大陆政治人物或事件揭秘式的报道，而随之而来的评论与预测也以此为依据。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受众对这类信息的期待。应该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了多层次的消息来源和不同背景人物的口语反应，使新闻显得平衡而有说服力，但通过对不同消息来源的排序以及对事件背景选择性的引用，诱导受众接受其在政治上比较主观的判断与预测。
（三）以独特的话语方式为报道定下基调
境外的中文媒体在报道中国内部事务时采用一套有别国内的话语方式，即使在新出现的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也坚持以“自己的方式说话”。这样，为新闻的整体定下了区别与其他中文媒体的基调。由于大多数境外的中文媒体目标受众或者是实际受众均在大陆，但他们却坚持以另类的方式解释国内发生的故事，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是受众本身的期待还是媒体刻意追求、为达到某种长期效果而采用的诠释方式？ 以《联合早报》网为代表的境外中文媒体正是通过这种诠释方式，在语言和符号这个最微观的角度为新闻定下基调，将最小的单位落
实到报道框架的谋篇布局之中。
注释：
① 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新闻与传播》，2002（1）。
② 臧国仁等：《新闻媒体与公共关系(消息来源)的互动：新闻框架理论的再省》，陈韬文等主编：《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香港炉峰出版社，1997。
③ Allan Bell,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of News Stoires,In Allan Bell and Peter Garrett(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Blackwell Publishers,1998.
④ 袁舟：《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个案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5）。
⑤ 托伊恩·A.·梵迪克(Teun A. Van Dijk)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
作者：肖 洒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Email: angell_xs2004@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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