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生命的描摹 喜剧精神的发展
——《儒林外史》与《围城》之比较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所以讽刺即是写实。《儒林外史》与《围城》的描写内容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这两部作品中，所写的人与事不止具有严格的真实性，而且也是平凡的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是日常普遍存在着的。 比如，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是作者取他自己为影子而创作出来的一个正面人物，他在家乡相与臧荼和张俊民这些莫名其妙的人，他骂臧荼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但仍和他们做亲密朋友，大把地拿钱帮助他们。所以娄老爹批评他“贤否不明”；这是十足的旧家大少爷脾气。余大先生，在书中也是作为有品行的君子来处理的，但他到无为州去打秋风，受贿赂，闹出一场官司。凤四老爹是个义侠，却在秦中书家作宾客，为冒官的万中书大卖气力，这样的“侠”和“义”，也未免无聊的很。我们很难说对这些正面人物就毫无挖苦的意思。但他们在主要方面，毕竟还是应该被肯定的典型。这些正面人物并不使今日的我们读着觉得讨厌，起反感，正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这就是作者的“爱而知其丑的态度。
同样，钱钟书在《围城》中也尊重一些现实的普遍的怪现象。如他写道：“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虽然有点夸张，却是基于事实的笼统描述。又如方鸿渐在回答苏小姐时说：“你说我在小节上看不开，这话尤其深刻。世界上大事情像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借不了。譬如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而绝不肯偷人家的钱袋。” 作者把自己的意见或思想寄寓在客观真实的具体形象里面传达出来给读者看，他们对现实的态度和提出的问题，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中人性的弱点，对于他们笔下的悲剧人物，我们是同情其不幸而谴责那个社会的黑暗，还是从这些真实的悲剧群像中探寻一种新的精神呢？
也许许多人在读过《儒林外史》与《围城》之后，都单单在为它们精炼生动的语言，辛辣尖刻的讽刺手法叫好，但通过对两者承继关系的比较，可以发现它们都有着浓郁的悲剧意识和喜剧气氛，《儒林外史》侧重的是悲剧的内容和喜剧的形式，而《围城》在承继这些的同时，也在向人们展示精神的新出路，追求一种新的向度。吴敬梓与钱钟书着力讽刺的黑暗社会分别所处的时代不同，吴敬梓在他所处时代以及他的独立人生经历中产生出来具有新的特征的反封建，反礼教，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平等的民主主义精神，这种民主主义精神很明显地表现在作者所同情和歌颂的人和事上，比如杜少卿的离经叛道的色彩，沈琼枝因不甘心受宋盐商的玩弄欺凌而出走的要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叛逆思想，以及王冕的以劳动为生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超拔精神。所有这些，都是吴敬梓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审美理想的表现。但是，应该看到，对作为讽刺艺术的《儒林外史》来说，吴敬梓的民主主义的审美理想，主要还是表现在《儒林外史》中的“笑”上。
钱钟书的《围城》中所包含的幽默，机警，滑稽和俏皮也正是对《儒林外史》的“笑”的承继，钱钟书在《围城》中，通过苏文纨的话，说到“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内的人又想逃出来，”这样第一次点明了《围城》的题旨，方鸿渐在赴三闾大学的途中，已开始用“围城”的隐喻去看待“人生万事”。这样使读者看到方鸿渐在生活中表现得愈认真，就显得愈滑稽，便显得愈可笑。
《儒林外史》的讽刺更偏重于客观，冷静，严肃地对真实群像的描述，而《围城》却把客观描述与作者议论巧妙结合起来了，如钱钟书在《围城》中写道：“掌柜写帐的桌子边坐个胖女人坦白地摊开白而不坦的胸膛，喂孩子吃奶；奶是孩子吃的饭，所以也该在饭堂里吃，
证明这旅馆是科学管理的。她满腔都是肥腻腻的营养，小孩子吸得想是加糖的熔化猪油。她那样肥硕，表示这店里的饭菜也营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算是不落言诠的好广告”。从文明的高度对真实予以嘲弄，透过表层直逼底里的真相。英国小说家沃尔波尔说过“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悲剧”，从《围城》中机智而清醒的文字中，让人领会到了钱钟书对复杂社会的洞察，全知全能的超越，同时也有由理智批判带来的喜剧性。这样，我们不知不觉有了一种新的识见，即喜剧是严肃健康的。那末，钱钟书的《围城》在承继《儒林外史》的“笑”的艺术基础上更发展了一种健康的喜剧精神。健康的喜剧立足于揭示人物和生活本身的滑稽和荒谬之处，从而引起读者和观众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冲突的思索。 《儒林外史》和《围城》都是作者对他们身处那个时代的真实的窥视与描绘，同样都是讽刺，都带着笑，流露着滑稽，但《围城》中所蕴含的滑稽更带着对社会真相清醒的批判，在钱钟书所勾勒的知识分子群像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了人生，人性的戏剧在上演，让我们感受到了身在《围城》中的世态百相中，却能不由得保持一种入世与出世的张力，以入世的眼光来冷眼观看一切社会真实文化，以出世的心态来平和地远离社会的污染，在这种审视心态中，滑稽中渗透着理智与严肃，便能领会出《围城》在《儒林外史》“笑”的基础上发展与衍伸而来的喜剧精神，前者承继了后者的讽刺与真实描绘，但对比而论，《围城》更具备精神深度，不再是单纯地苍白，衰弱的描摹，更是以幽默的方式，诙谐的情绪折射现实生活世界，在滑稽中消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僵硬对立，不再仅仅停留在人物悠远的理想世界中，而是折回人物当下此刻的生活中，用诙谐调侃的语言描述人物的行动，交往，意识与潜意识，性格冲突等等，让人物的塑造与人性的开掘体现出喜剧精神，使其成为文明社会的主导精神，这是《儒林外史》在精神深度上所不能达到的。
同样是对真实生命的描摹，同样带着“笑”，但在“笑”中更能领会到《围城》所超越《儒林外史》的喜剧精神，这种喜剧精神的发展，给现代人的影响是深刻的，可以让我们以入世的眼光审视这个社会人性的弱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更促使我们以出世的心态去理智地看待一切社会纷杂，身处世俗而心置桃源，即便已在围城，也要学着以平和微笑冷眼旁观这一出出人生戏剧，以精神超越的姿态去面对一切已遭污染的社会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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