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李克军在阿城市(县级市)任市委书记期间，曾经和一家大型乳业集团洽谈投资，对方提出，除了在征地、税收上给予优恵外，还需政府补贴两千万设备购置款，如果条件满足，愿意在阿城市投资建厂。为了可预期的经济收益和整个县的经济发展，李克军和几大班子反复协商后，最终还是咬牙答应了这家企业的要求。
谈及最后妥协的原因，李克军说得实在:“不给他就不来。来了之后会带来收益，不给就上别的地方了。”
这种妥协虽是为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的确客观上违背了国家关于招商引资不得有过度优惠政策的规定。李克军说，国家有两条高压线，一是不能以各种方式白送土地，即减免土地出让金;二是对于要在当地投资的企业，不能减、免或返税。但在实际施政中，尤其是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所有招商引资项目在这两条上都有突破，土地出让金有的全免，有的减半，税收一般是免二减三，即免除二年，减半收取税收三年。
当然，各地的县委书记们不会明目张胆地违反政策，而是会另辟蹊径，灵活变通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以土地出让金为例，既然政策规定不许减免，那县委书记就采取先收后返的方式，即按照规定走招拍挂程序，将出让的地块拍卖给投资企业后，企业依规支付政府相应的土地出让金，无论这个钱是企业真的自己掏，还是政府私下借钱给企业让他交，但这个钱必须要在账上体现出来。
随后，政府再通过财政办法，以支持工业发展基金的名义，将这笔钱返还给企业。实际上，相当于企业免费获得了这块土地。
税收也是同理，先收再返。甚至有时地方为了争取企业在当地落户，不仅仅减免了土地出让金和税收，甚至还会补贴几千万的固定资产投资款。
“水往低处流，谁给的政策最优惠，我就去哪儿。”
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各地竞争激烈，于是在优惠政策上各出奇招。而有趣的是，上级领导一方面要求县委书记们严格按规办事，另一方面又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经常开会介绍这些招商引资的经验。
这样的双重性在基层治理中比比皆是，表面看起来诡谲，其背后的逻辑则简单直接:为了发展经济，为了完成领导交派的任务。
李克军抱怨，很多时候人们总是说基层的县委书记是“歪嘴和尚念经”，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执行的时候被基层给搞坏了。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在抓落实过程中，经常遇到大原则与工作任务相悖、大政策与具体政策相左、政策互相打架等情况。而县委书记是全县大大小小所有事务的“第一责任人”，既然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而当两种要求同时摆在面前的时候，怎么办，能不能办成事，考验的就是地方官的能力。
“我能当得起这个官，我就有当得起的办法。”李克军虽然有些无奈，但语气铿锵。
最常见的办法是“两手抓”。
以城镇改造为例，一方面上级领导明确给县委书记们制定目标，如今年要改造多少面积的棚户区，建起多少栋居民楼，让多少户住上新房。数字、指标、考核如一座座大山向县委书记压过来。另一方面，他还要撑着笑容反复重复领导的另一个要求:不准非法拆迁、暴力拆迁，要耐心工作。
那么问题来了，既要在几个月内完成改造任务，又要温声细语地劝说拆迁户签订协议，令所有人满意。县委书记们陷入两难，因为此二者几乎难以共存，当面临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矛盾时，县委书记需要作出选择。
多数县委书记在权衡利弊后，内心的天平会向前者倾斜。但这并不意味着县委书记是黑心到牺牲百姓的利益，只为让上级满意。在多数城建和拆迁的故事中，如果可能的话，县委书记还是愿意用正确、科学的方式与拆迁户商定补偿协议，但面临有些在他们看来冥顽不化的钉子户时，想到紧迫的任务时间和巨大的考核压力，县委书记也不会拒绝使用一些“非常规手段”，如高价收买钉子户，默许开发商采取断电、砸玻璃等手段。
一手明，一手暗。
县委书记们为了完成任务，各出奇招。李克军在书中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某县在城镇改造中，一个饭店老板漫天要价，拒不拆迁。县委书记经过调查，得知县直机关很多单位经常到这里吃喝，于是便命令纪检委拿着摄像机，守候在饭店门前，饭店立刻冷清下来。一周之后，饭店老板主动找到动迁单位，协商补偿事宜。
这些剑走偏锋的招法，有的合理合法，有的与法治精神相悖，有的游走于法律政策的边缘，有的带有实用主义色彩。其结果也具有双重性:既能化解一些工作中的难题，获得一定的治理效果，也可能带来某些后遗症，如拆迁户被强拆要上访，民意不满。
而除了民意的考验外，干部们也在观察，“能不能有招”是县委书记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
上级讲话传达精神，要指导城镇建设，底下的县委书记听着，在心里摇摇头。回到县里开会，却说了与上级领导同样的一番话，下面的干部也是平静地听着，眼中的洞悉一闪而过。散会后，县委书记带着建设局长，亲自去拆迁现场转了一圈。回到单位，局长趁机说:书记你说得好，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个问题，有其中50户要这些赔偿，我一算账咱们的钱不够啊。而且你给他多补助，别人该上访了。书记，你说咋办吧?
局长双手一摊，眼盯着书记不放。这种情况，县委书记通常有两种表现，一是低下头，和局长认真讨论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措施。二是茶水一端，跟局长摆摆手说:这事儿你就这么办就是了，你就给我整。
一个东北话中的“整”字，道尽了官场中的万般人心，玲珑七窍。 李克军说，多数情况下，面对第二种情况中领导的反应，局长依旧镇定，因为他知道书记虽然这么说，但肯定有办法。而面对局长的叫苦，书记也心知肚明，局长这是在哭着要糖吃，大家心照不宣。
然而，也有县委书记把事情推给局长是心里真的没招，于是故作强硬。一两次之后，下面的干部就会觉得这样的人只会瞎横，没有真本事。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市里可以传达精神，县这一级是做事的。而中国当前的问题是，书面过严，执行过宽，所以执行中的尺度都由主政的地方官掌握。
李克军认为，每个县委书记在灵活变通的工作方式中，都需要找好自己的“损益平衡点”，权衡各方面的成本和收益。他指出，国外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县域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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