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书馆学史》课程应该教什么共10页文档

《中国古代国书馆学史》课程应该教什么

离开学科史，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无法达到学科自省。所以，中国古代的哲学史、文学史、法学史、档案学史等都成了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甚至连数学本科专业也开设了《中国古代数学史》课程。我国图书馆学本科教学中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史”的内容是在《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的名目下开设的，这跟武汉大学谢灼华教授主编的同名教材有关。谢著以《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为名，既反映了我国图书史研究先于图书馆学史研究、甚至一度替代图书馆学史研究的基本事实，也与“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图书馆”尚在疑是之间有关。事实上，谢著“在论及中国古代图书馆历史时均采用‘古代藏书，‘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等术语”，正是刻意回避“图书馆”一词的。我们认为，中国古代藏书机构从事的是文献的收集、整理、利用活动，为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文明提供了文献保障和信息支持，它们虽然与西方的library并不全然等同，但并不妨碍我们称其为“图书馆”。而基于数千年图书馆实践，我国古代也必然存在图书馆学。如果一定要用近现代西方学术概念来苛求，中国古代恐怕连哲学、文学甚至数学等也不存在。

学理和材料往往是统一的。对古代图书馆(学)的上述认识，使得谢著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史”的内容满足于排列材料和交待背景，在文本生成史的框架内提供一些有选择的知识，再现历史现象的要求被毋庸置疑地凌驾于发掘学科精神的要求之上。这一取向导致古代图书馆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总是事实陈述远远多于意义阐释，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必然为当代文化所冷落。我们认为，提供意义和价值是现代学科的基本要求，民

第 1 页

族性和历史性都不能绕过这一前提。否则，学科史课程的宿命只能是日益堕落为一门边缘学科和纯文献学科，只能被责难“那玩意儿有什么用”而又无以为对。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史的学术旨趣和教学重点应放在以下三大方面：第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如何适应并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从而从特定学科的角度为传统文化的类型和特征提供惟一性的解释和说明。第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在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延续和时代更新中应发挥什么作用，从而基于民族本位立场，消解晚清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取向。第三，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对于世界图书馆学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意义，从而为世界图书馆学研究贡献自己的智慧，确证中国图书馆学并不只是欧美中心之外的一种边缘化学术。 1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在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作用

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人类文化的传承基本上是依靠一个比任何动物都更为复杂的信息传播系统。而文献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的完整系统乃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基于古籍收集、整理和利用的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暗藏着中华民族得以在历史长河里绵延的文化密码，它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独特性和惟一性。

一方面，古代图书馆学积极适应并支持了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走向，通过古代图书馆学文献中的“客观记录”能够还原和揭示传统文化的原貌。例如，数术在秦汉之际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尽管这可从《左传》、《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中零星读见；断限在秦汉之间的出土简帛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数术类文献，但古代图书馆学文献对数术

第 2 页

的记录和反映却是独一无二的。据《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记载，在西汉“中秘”(皇家图书馆)所藏603种文献中，数术类文献有“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占总文献数的31％强。进一步分析可知，当时的数术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个门类；古代的“天文”本质上是占星学，“历谱”本质上是日忌学，与今天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历法学并不等同；蓍龟类收有“《周易》三十八卷”，表明今传《周易》一书在西汉时期只被称为“《易经》”，“《周易》”之名另有所指；从杂占类所收文献名称来看，梦、衣物、喷嚏、耳鸣、六畜、蚕、鱼、鳖、刀剑都可以用于占卜吉凶等等，这些学术结论只能通过古代图书馆学史来提供。并且，作为一门具有“自性”确定内容的学科，古代图书馆学包含着独特的学科知识和学理结构，只有对它们有了深刻了解之后才能对传统学术和文化做出更为准确的解释和说明。例如，清儒王念孙在训诂和校勘方面成就突出，但他因没有掌握图书馆学的基本知识，在校勘《汉志》“《曲台后仓》九篇”时也犯了错。其《读书杂志》曰：“后苍下脱‘记’字，则文义不明。”王氏据颜师古注：“如淳曰：‘行礼射于曲台，后苍为记，故名日《曲台记》。”’以为书名“曲台后仓”当为“曲台后仓记”。事实上，《汉志》著录有“蒙省”之例，在“礼类”所著录的《(礼)记》、《明堂阴阳》、《王史氏》、《曲台后仓》这一组相关文献中，后三种都“蒙”第一种《(礼)记》而“省”了那个“记”字。诚如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云：“三书皆蒙上文‘记’字。”近人杨树达亦认为：“王说似矣，而实非也。”如果我们据王念孙的观念而“校改”《汉志》，那就以讹传讹了。可见，作为一门具有“自性”特征的学科，

第 3 页

对古代图书馆学的内部规律了解得越多，越有助于发挥其学术文化功能。 另一方面，古代图书馆学不仅被动地记录和反映传统文化，而且还积极地参与传统文化的建构和创造。这也是其他学科所不可替代的。例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将先秦诸子总结为道、儒、墨、名、法、阴阳六家。梁启超云：“刘歆《七略》踵谈之绪，以此六家置九流之前六，然以通行诸书未能尽摄也，则更立纵横、杂、农、小说四家以广之，彼为目录学上著录方便计，原未始不可，若绳以学术上分类之轨则，则殊觉不伦。”依梁氏之说，诸子分为六家是正确的；别为“九流十家”只是出于图书分类(而不是学术分类)的权宜之计，并不符合实际。但由于目录的导向作用，至今流传的仍然是“九流十家”，而不是“六家”。可见，古代图书馆学在传统文化建构和认知上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又如，《淮南子?要略》认为诸子之学起于“救时之弊”。但更多的学者却承绪我 国首部系统目录《七略》所谓“诸子之学出于王官”之说，刘勰《文心雕龙?九流》、唐人的《隋书?经籍志》、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诸子》、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等无不如此。

既然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在对传统文化的建构和理解中具有十分独到的意义和价值，是其他任何学科都不可替代的，那么，在《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史》课程教学中就应该充分凸现这部分内容。目前的图书馆学史教材虽然也“把图书馆学史的发展和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联系加以分析”；“每章开篇都首先论述时代背景，剖析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学术流变，再据此考证图书馆工作、图书馆思想的发展变化”等，但都不能在具体的、看得见的层面上揭示图书馆学和传统文化之间的直接联系，

第 4 页

本质上尚处于一种非反省性思考的状态。

2 古代思想在当代图书馆学研究本土化和原创性诉求中的价值 “在过去的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西方中心论’倾向”。西方话语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影响肇始于国力衰竭的晚清，今天，中国已不再是那个被动挨打的老大帝国，西方话语的强势地位也不再有坚船利炮的保障。作为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引导莘莘学子朝着建构“中国制造”的原创性理论的方向上努力。而学术原创性一般是以文化血脉和身份立场为代价的，这正像为印度图书馆学界赢得了巨大声誉的《冒号分类法》是阮冈纳赞基于对本民族吠陀(Vedic)文化对人类知识的理解而创造的一样。因此，在大量撒下外国图书馆学思想化肥的今天，《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史》课程应该着力对我国图书馆学土质的分析和对优良传统的继承，这是图书馆学本科教育中应该坚持的皈依。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传统并未耗尽能量，许多命题至今仍有活力，轻易地抛弃传统是不明智的。例如，基于科学分析的西方图书馆管理学，通过简单化、精确化的管理活动努力维持一个稳定状态的机械系统，以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效率。这一科学分析思维要求把图书馆各部门、各细节、各要素割裂开来、抽取出来、孤立起来。它因忽略了图书馆整体、运动和联系的特点而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诸如死守馆内规章制度而不顾图书馆的根本目标；各个部门和成员之间遇事推诿；助长人为掣肘和独裁领导等等。而中国先贤在“经世、载道、立言、牖民”的本体层面上礼赞图书馆的存在意义。这种感恩式的理解，有助于将图书馆各环节、各部门的目标在更高层次上统一起来，其智慧和情怀远在西方图书馆管理的水平之上。此外，

第 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