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不言而喻的，这里就再不赘述。下面将重点论述儒家文化对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现代化的关系。
1.儒家文化与日本现代化。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开始了对儒家思想的批判，试图通过彻底摈弃复古主义的旧传统，走“脱亚入欧”的道路，提倡实证主义的“实学”、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和君主立宪等。明治维新一开始，就急速地转向“文明开化”的政策，改革各种陋俗弊政，试图建立一个纯“西化”的新国家。但历史表明，日本传统社会在西洋文化冲击下的解体是一个非常缓慢而曲折的过程，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的模式是行不通的。日本“二战”战败后，被迫实行民主化改革，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及文化等制度都仿效欧美，形成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主流文化，否定了封建的家族制度、领主制度，强调人人平等，儒学已不再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同时，批判地继承了儒学中的部分伦理思想，如忠孝、信义、和为贵、见利思义等，把《论语》、《孟子》等著作中的哲理加以消化、改造，运用于企业经营、政治管理、社会风尚之中，使之更适合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日本学者源了圆说：“当今日本人在自觉的意识中或许忘记了儒教，但在‘信义’或‘诚实’这些涉及行为的内在道德方面，儒教道德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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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儒家文化已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融进日本民族的心灵深处。 2.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现代化。英国对新加坡实行殖民统治时期，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实行自由放任和自由移民的政策，新加坡形成了种族、宗教、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为建立文化信心，抗拒西方部分颓废思想的入侵，1982年8月，新加坡政府邀请熊介(纽约大学政治系)、吴元黎(胡佛研究所)、唐德刚(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杜维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等八名新儒学专家，协助教育部拟定儒家伦理课的教学大纲，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个教学计划。13新加坡政府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其目的不是复古儒学，而是对儒学持反省和批判的态度。他们在吸收和改造儒学中，赋予儒学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的精神和解释，力图建立独立、民主、敬业、廉洁奉公、勤劳、坚毅的新加坡精神。这种精神是西方科技、民治、企业管理和儒学之精华相结合的产物。
3.儒家文化与韩国的现代化。朝鲜半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韩国现代化建设也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二战”后，在现代化进程中，韩国一方面高唱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努力弘扬儒家文化。韩国现代化经济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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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地打下了儒家文化的烙印。以儒家精华为基础的韩国人精神及其思维模式，还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关系，讲求“群体内的和谐”与“群体外的竞争”14密切结合。韩国特别重视儒家文化中的“礼”，这对韩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过分析儒家文化对“五小龙”现代化关系，我们发现此五个国家或地区都曾对儒家文化进行过批判，但都在批判之后主动接受儒家文化的精华。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儒家文化在“五小龙”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地促进作用的结论。但是儒家文化对五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影响程度及方式又有一定的差异性。例如，儒家文化对香港、台湾及韩国的影响要大于日本和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都明确提出儒家文化是本国或本地区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等。总之，我们也应该客观评价儒家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用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丰富我们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指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二、威权体制与“五小龙”现代化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或地区在处理经济发展和政治系统的关系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二元结构”模式，即经济发展力求摆脱政治系统的控制，培育与政治国家相对独立、牵制平衡的公民社会。此种观点得出的结论是：民主的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水平有极高的相关性15，只有在政治民主取得进步的国家，才能更快地推动经济发展。然而，“五小龙”的现代化进程在推翻这一结论的同时，也印证了另一种模式，即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无关，政治系统中的威权体制是一种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推进了“五小龙”的现代化进程的“一元结构”模式。“二战”后东亚现代化模式的重要特征是威权体制充当了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政治推动经济的现代化模式。
1.威权体制与日本的现代化。日本的现代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的“近代化”，具体表现为经济上的工业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有学者把日本的市场经济制度称之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他们认为日本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在战后经济发展和迅速腾飞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经济生活。诸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宏观限制政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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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经济的发展，大力培植战略产业和保护传统产业等。日本涉及保护性限制的法规超过了200项。16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一直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不断加强，日本市场经济制度一度朝着自由市主义的方向发展，但这一萌芽被扼杀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之中。为了战争的需要，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不减反增，开始用行政、立法等手段，对经济实行全面的控制。“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等国的影响下，除了进行政治民主改革外，日本对经济政策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基本保留了下来，如“产业限制法”、“粮食管理法”、“租地租房法’’、“日银法”、“百货店法”等政策和法律得以不同程度地延存。之后的 1951年——1973年，日本经济速猛发展；其中,在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具有关键性意义的20世纪60年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1％，这一速度相当于美国的2.7倍、联邦德国的2.3倍；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4.1％，相当于美国的3.1倍、联邦德国的2.4倍。17196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威权体制与韩国的现代化。1961年，朴正熙通过政变上台后，紧紧抓住人们对贫困的恐惧和厌恶，提出“经济发展第一”的施政口号，放弃李承晚的“美国式民主”和张勉的“西欧议会制”，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此起步。
韩国威权体制对现代化进程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政府主导的“压缩式增长”。朴正熙上台后就着手制定经济计划，实行经济改革，大力扶持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主张“先工后农”、“先增长后分配”、“出口第一主义”等一系列的工业化战略。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短短20年里，韩国经济“像爆米花一样实现了高倍率的压缩式增长”18，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据世界银行统计，自1963年到1971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7%左右，人均国民收入由82美元增长到289美元，翻了近两番。第二，建设“韩国式民主”。“经济发展第一”是朴正熙振兴韩国的纲领，但是这并不是说朴正熙政府只抓经济，无视政治，具体就表现为对“韩国式民主”的设想和实践。朴正熙认为韩国的政治建设不应该急于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种行政民主，以“自律的自由”来指导民主，培养新的领导力量，促进管理民主发展，从而自上而下地消除腐败、官僚主义等政治问题，建成韩国式的民主政治。第三，最高领导人主导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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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朴正熙上台后发表了《我们国家的道路》一书，从精神层面入手，引导人们思考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进行着一场深刻的“精神革命”，为韩国现代化建设做了广泛的思想动员，促进了韩国民众民族意识的振兴。
3.威权体制与新加坡的现代化。1959年，自治后的新加坡进行了一场迅猛改革。新加坡也是一个威权体制，主要体现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这个政党控制了选举、司法和媒体。新加坡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影响是“五小龙”中最明显的一个。新加坡政府拥有75%的土地，其余25%按低价可以随意征用；政府又是人力资源的最大雇主，全新加坡就业人员的20%为政府雇员；政府还是最大的资本占有者，国家财政支出自1984年以来，每年都占生产总值的40%以上，政府垄断部分商品的价格和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业。不仅如此，政府还直接参与生产活动，同私营企业合作、竞争，比如新加坡航空公司等。19
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新加坡土地面积十分狭小，人口有限，这样一种小国寡民的基本状态决定了新加坡自身的政治资源并不丰富，威权体制有利于新加坡聚集全国资源，集中全力发展社会经济，为新加坡经济腾飞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撑。
4.威权体制与台湾的现代化。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特殊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要求台湾有强大政府发挥领导、组织、推动等作用，于是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在台应运而生。威权政治的出现也恰恰适应了台湾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台湾的现代化进程。威权体制对台湾现代化的作用具体表现为：第一，国民党的威权主义传统。国民党是具有威权主义统治的历史传统的政党；第二，威权政府的领导人具有很强烈的现代化的意识，以蒋经国为例，蒋经国曾留学苏联，了解世界的发展方向，本身具备了很强的现代化思想；这对台湾实现现代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三，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台湾的权威体制本身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为台湾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前提性条件。
5.香港是世界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英国在香港实行“积极地不干预政策”，促使商品、资金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利率自由浮动。这些政策和经济现象显示香港政府是一个自由放任的政府，但是这并不是说港英政府对经济发展完全不闻不问，在港内产业结构转型等关键时期，香港政府对经济政策还是给予一定的干预的，但是这种干预要远远小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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