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层震动：“革命”倒逼“改良”
相对于借革命党之暗杀而反改革的逆流，借暗杀而力图推进改革，在清廷高层更有市场。安庆起义20天后，袁世凯即上折，要求朝廷简派大臣分赴日本、德国、英国，专门调查研究宪法。随后，两江总督端方上折警劝朝廷，如今反清革命日趋高涨，应赶紧“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迅速颁布宪法，使国民之心“皆归于宪政之一途”，如此则“乱党煽惑愚氓之力，当不戢而自销”。暂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则把吴樾当年谋炸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和徐锡麟枪杀恩铭两事并举，警劝清廷迅速“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开国会，导人才，以作徙薪之计”，并旁敲侧击朝中的反改革逆流，鼓励朝廷“不必惩祸变而悔行新政”。
很明显，革命党的暗杀，在这里无形中成了体制内改革派官僚用来和朝廷就宪政问题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这种讨价还价，在晚清最后十年改革进程当中，从来都没缺席过——一般的认识误区，是革命盛，则改良衰，反之亦然；但实情是：革命每高涨一次，则改良亦高涨一次，反之亦然。因为革命党的每一次举事，都是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革的动力。
之所以出现这种诡异的局面，在于体制内改革派自身并无倒逼朝廷推进改革的力量；所以，他们必须借助外力，也就是借助革命党对朝廷施加压力。这种无力与借力，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相当充分。
据胡钧《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张之洞对清末立宪一事态度极其消极。1906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归来，抵达上海，以立宪一事征询张的意见，张的回电相当敷衍：“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未议”——意思即：如果朝廷没有明确的谕旨要立宪，则自己不愿对立宪一事发表任何言论。到了1907年，张之洞入京觐见慈禧太后，此时正值徐锡麟刺杀恩铭事件之后，张氏对立宪的态度大变，显得非常积极。据《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记载：
皇太后旨：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今日你轧我，明天我轧你，今天你出一个主意，明天他又是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问，我好打定主意。
张之洞对：自古以来，大臣不和，最为大害，近日互相攻击，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愿极力调和，总使内外臣工，消除意见。
问：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
对：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
旨：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
对：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即如前年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言语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其内容？臣实不敢信。此次三侍郎出洋，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徒靡多金，有何用处？现在日日言预备，遥遥无期，臣恐革命党为患尚小。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辛亥年后，翰林院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在日记中痛骂张之洞，说他是亡朝廷的罪魁祸首：“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铲除，……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在恽毓鼎看来，清廷亡于宪政，似乎与一般“清廷亡于革命”的理解大相径庭，但倘若理解到晚清最后十年，“宪政”与“革命”之间的同步性，则不难理解恽毓鼎的怨念之所在：“革命”不是“改良”的对立物；恰恰相反，“革命”，才是“改良”最重要的推力。晚清最后十年，“革命”一直在倒逼“改良”。
徐锡麟。在如何处理徐锡麟的问题上，清廷参照了了当年“刺马案”张汶祥暗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先例。当年张汶祥所受的是剖挖心脏之刑，新任安徽巡抚冯煦请示两江总督端方后，决定仿行。行刑之日，先由刽子手持铁锤将徐锡麟的睾丸砸烂，再剖腹取出心脏，这颗心脏被拿去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然后被恩铭的亲兵们烹熟下酒。清廷此时正在实施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转型，却不惜逆流而动，以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徐锡麟，更坐实了革命党对其“假立宪、假改革”的指控。
徐锡麟，临刑前拍摄。徐被捕后，在供词中坦然言及自己的革命志向和起义动机，并特意写道：“不要冤杀学生，学生是我诱逼去的”，最后结语是：“我自知即死，因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审讯完毕后例行公事拍照，徐锡麟曾要求重拍，理由是前一张脸上没有笑容，不足以流传后世。
徐锡麟供词。文字曰：“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落款是“光汉子徐锡麟”。所谓“光汉子”，即“光复汉族”之意。徐锡麟并在审讯时曾声言与孙文宗旨不合，称其不配让自己去行刺。点击可看大图。
吴樾(1878—1905)。1902就读于保定高等师范学堂，1904年加入光复会，并组织北方暗杀团，任支部长。1905年在京谋刺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因炸弹意外爆炸而牺牲，此举开启了革命党暗杀晚清体制内改革派的先河。在其名著《暗杀时代》里，吴樾如此表述其将暗杀进行到底的决心：“一个我死去，千万个我站起来，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站起来，只要我不被杀死，我就一直干下去；只要我不死，就永不住手。这样，我就算死了也是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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