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贫困代际传递

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the culture of poverty)的概念，并从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层面对其作了系统研究。[16]他在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比较研究中，发现社会文化是贫困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在社会文化方面是相互隔离的。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穷人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文化体系、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如贫民窟中会形成特有的群体意识和归属感，还使生活于其中的人形成特殊的生活方式（如赌博、举债、靠典当度日等）和行为方式（如自我控制力较弱、自暴自弃等）。这是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贫困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圈内”的人甚至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尤其是对贫困者的后代产生影响。贫困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逐渐脱离社会生活的主流，在封闭的状态下，不断复制着贫困。贫困文化论者试图从穷人自身的因素中寻找原因，把贫困归咎于穷人在智力上和文化上的缺陷；将贫困的主要责任推给穷人，认为穷人应该对自己的贫困负责，从而完全忽视了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为一些社会强势集团谴责穷人提供了口实。

近年来，不少西方贫困问题研究专家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十分关注。除了继续从传统的社会代际流动、贫困文化、经济收入等方面研究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之外，还分别从权利的缺失、公共参与、政治资源、环境资源、社会网络资源、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结构、家庭规模与结构、儿童劳动、儿童贫困、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社会安全网的构建、种族、性别、遗传性疾病等方面，拓展了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研究的视角，并取得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三、贫困代际传递理论的主要观点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在分析造成几代人都难以摆脱的持续性贫困成因时不仅强调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也强调文化性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并侧重从国家、社会、社区、家庭、贫困者个体等几个层面分析贫困何以发生何以再生的根本原因。认为贫困农户的家庭经济行为、社区文化、政治体制、资源、环境和贫困者个体素质等因素在自身逻辑的推动下相互渗透、长期积累和沉淀，导致了这部分群体的代际贫困。

关于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的原因，不少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形成了众多的理论观点。概括起来讲，其中较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要素短缺论。美国著名学者戴维\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提出，贫困的原因在于要素的短缺。[17]他所说的要素主要是指脱贫致富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如资本、资源、科学技术等。并由此派生出资本短缺论，资源短缺论、科技落后论等等观点。经济学者倾向于从经济要素配置角度研究贫困性质，认为贫困是贫困者对生产要素——土地、资金和劳动力不能进行有效配置的结果。贫困地区资金和土地都是短缺要素，贫困农户所能够控制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因此，用人力投入替代资金技术的投入，不断增加劳动投入来扩大或维持土地产出和物质再生产，以保证最基本生活消费需求，成为贫困农户经济行为的基本模式。由于贫困地区技术条件的限制，农民增加劳动投入的方法通常是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增加劳动人口。人口增加不仅直接降低生活水平，而且使得短缺的生产要素更为短缺，达不到正常积累点，贫困无法缓解。贫困农户陷入生产要素流程的恶性循环或低水平资源配置均衡。要素短缺论虽有一定解释力，但忽视了文化和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2、智力低下论。1973年，理查德·赫伦斯坦曾提出，穷人的智商要低于不贫困的人，而他们又常常同智力较低的人结婚，因此生育出低智力的孩子。认为贫困的产生是因为智力的原因。在1994年《钟形曲线》一书中，赫伦斯坦和查尔斯·莫雷重申了这种遗传学观点，将低智商和贫困、福利依赖、违法犯罪联系在一起。[18]这一令人怀疑的理论观点成为某些人指责穷人的口实。

3、贫困文化论。根据奥斯卡·刘易斯以及爱德华·班菲尔德等人的观点，认为穷人已经形成了一种贫困文化。贫困现象的持续加强和循环发生是因为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引起贫困的价值观和态度。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信仰和行为方式，包括冷漠、屈从和宿命论的态度，对学校教育的不重视，倾向即刻的满足而不是节俭，早期性体验和导致的意外怀孕，不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及对权威——无论是警察、学校、政府或社会机构等任何形式——的不信任。当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们对生活和工作的消极倾向使他们难以进入社会的主流。贫困文化既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又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果。他们试图分析贫困者在文化、价值观上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而后，这些差异又被错误地界定为造成贫困代际传递这一

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和结果。[19]贫困文化虽然存在，但他们将贫困完全归因于有缺陷的亚文化价值体系，忽视了造成贫困的社会结构力量的持续影响。这种主张贫困的原因在于贫困者个人的观点，在国外已受到质疑。

4、环境成因论。认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与交通条件是贫困的根源。将持续性贫困归因于贫困者与其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失败，要么以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为前提认为贫困人口过多，要么以一定的人口数量为前提认为现有自然资源贫乏。[20]显然，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事实上，尽管在大多数贫困地区确实存在着人与环境的矛盾，如人口过多造成的过度垦荒引起环境退化以及自然环境超载从而导致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等，但这些并不能充分解释贫困地区的长期性贫困成因。因为在人口与环境同样存在着矛盾的很多地区，人们并不贫困；贫困的地区中也有富裕者，而且对发达地区存在的贫困不能解释。不利的自然环境虽然对贫困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但环境决定论的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 5、素质贫困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贫困的真正原因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发展速度的快慢和收入的多少，而是“人的素质差”——即人们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能力差。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 Inkeles）主张，不发达国家应当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提高个人现代性，以适应工业化进程的要求。[21]“素质贫困观”曾被广为接受并在学界、政界和市民态度中流行。与之相应的大众话语是，既然穷人懒，素质差，那么扶贫是扶懒、保护落后。相应的政策话语是，扶贫牺牲了效率，扶贫本身的合理性值得怀疑。这一观点采用一种单线因果决定论来分析社会、经济这样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失之偏颇；而且，将贫困根源归咎到人的素质差时，其原因又返回到了基础设施薄弱、经济要素水平低、资源条件约束，陷入循环论证。

6、功能贫困论。功能贫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著名哲学家斯宾塞的影响，但与斯宾塞的思想又不完全相同。斯宾塞认为，富人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比别人更强，更优秀；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适应自己生存环境的能力，是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结果。功能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功能和一种需要。功能贫困理论的著名代表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J·甘斯（Herbert·J·Gans）指出：一方面，贫困者之所以贫困，主要是因为他们天赋较低，或者是由于他们不愿意为接受较高的教育培训而付出代价，因

而只能担当一些重要程度较低的职位，低职位决定低工资，低工资决定他们处于贫困状态。另一方面，贫困自身的存在对整个社会也有积极的作用；它发挥着某种有利于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有助于保持社会效率。[22]

7、社会排斥论。英国学者Peter Townsend在1979年提出了“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认为当个人、家庭和社会集团缺乏必要的资源，不易获取食物、参加活动、拥有公认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并且被排除在一般的居住条件、社会习惯和活动之外时，即为贫困。[23]与“社会剥夺” （social deprivation）相联系，“社会排斥” （social exclusion ）主要是指一个社会成员被排斥在一般社会大众所应享受的各种社会经济待遇之外。[24]但是，社会排斥只是描述了贫困阶层被歧视、被剥夺的过程和现象，对造成“社会排斥”的原因和结果缺乏深入的分析。

8.能力贫困论。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 Sen .Amartyak）在其代表作《贫困与饥荒》和《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深刻分析了隐藏在贫困背后的生产方式的作用，以及贫困的实质。他认为：“要理解普遍存在的贫困，频繁出现的饥饿或饥荒，我们不仅要关注所有权模式和交换权利，还要关注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生产方式、经济等级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25]他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所有权是权利关系之一），以及他所面临的交换权利映射（exchange entitlement mapping），而饥饿的直接原因是个人交换权利的下降。一个人所具有的交换权利就其本质而言，取决于“他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地位，以及经济中的生产方式”，但同时也依赖于“市场交换”以及“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他主张，应该改变传统的以个人收入或资源的占有量为参照来衡量贫富，而应该引入关于能力的参数来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其核心意义是必须考察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功能方面的实际能力，因为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26]同时，森提出，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的平等；没有能力，机会的平等是一句空话，也就是说“真正的机会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才能实现。[27]森的“能力贫困理论”的一大贡献是强调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是提高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单纯发放失业救济。但是，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只强调主观的能力，却忽略了客观的机会。而且，如果说个人能力的增强主要依靠个人的主观努力的话，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