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家》清醒与迷茫的斗争
《家》《春》《秋》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在读完《家》之后对高觉新这个形象最为触动，所以想重点说一说这个人物形象。
创作《激流》的当时，巴金就已经发现了“觉新性格”的普遍性。正因此，尽管他希望在高觉慧身上，写出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却终于使这个人物看到了存在于自己那里的觉新式的的精神弱点。对“普遍性”的发现，是他不至于简单的对待他的人物，让人物承担其所能承担的历史责任。巴金发现了人的不完善，同时又隐约感受到了这“不完善背后巨大的历史原因，看到了“五四”启蒙主义者的理想在中国的现实命运。这深化了他的悲剧感受，把他的悲哀引向深远。在《激流》创作的始终，思考导致人的不完善的现实条件，谴责、追究环境，一直是一种更强大的冲动。
封建专制社会压抑人的个性发展，传统的思想文化多劝人忍从。高觉新的性格与命运中，有很多在中国的知识者的普遍经验。他们形式不同地、或多或少地。分担了高觉新的命运，因而也像作者那样，对人物不忍过分苛责。“同情”-------或者说同感，绝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这种感受我在读完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后，深有同感。《四世同堂》中的祁家三兄弟中的老大祁瑞宣与老三祁瑞全，与巴金《家》中的高觉新与高觉慧性格与命运有相同之处。老大在设定的社会环境下，不由自主不可选择的要承担自己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在家庭责任面前就显得黯淡了。
在《创作回忆录》中，他说，他在写《激流》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以至于把“自己”写了进去，而且不仅如他过去所说过的，写进了高觉慧的形象中--------“挖得更深一些，我在我自己身上也发现了我大哥的毛病，
我写高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我自己不止一次的想过，在我的性格中究竟有没有觉新的东西？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至今还没有把它完全去掉，虽然我不断跟他斗争。我在封建地主的家庭里生活过十九年，怎么能说没有一点点觉新的性格呢？......”在长时期的自我剖析、自我认识过程中，尤其在经历了巨大的劫难之后，他发现了当创造高觉新这个形象时潜在的创作动因。在《家》的自序中，巴金也明确的写明了这一点，他说他写《家》是为了写给他的大哥，因为他觉得他的大哥实在是太辛苦了，为了这个家牺牲了自己。但是他慢慢发现，其实大哥高觉新的形象也是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自己的性格，他们之间是共通的。所以无论从现实中看巴金他们一家她跟他大哥，还是从小说《家》剖析，我们都没有办法将觉新与觉慧的性格完全分离来研究，因为他们都在影响着对方，他们性格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高觉新的性格悲剧性在与，由于历史的安排，也由于自身弱点，他站在了封建家长势力和“家”的青年叛逆者“中间”。正是在这儿，“历史”的形象也呈现了。这两个人物，在“新”与“旧”之间，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既找不到依着旧秩序固有的位置，也找不到依着新思想该有的位置。生存在“过渡时代”爱之一切时代的人们，都可以就某种意义被认为是“站在中间的人”。“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但其中的多数，或进或退，趋向分明。惟有高觉新、祁瑞宣所属的这一群，无力地跨在两个时代之间的门槛上，进退失据。
“家”“国”这两个经常被并置的概念，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段往往构成了相互映射的关系。“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迅速碎解，出走的新青年一时成为最耀眼的文学形象，“家”作为老中国压迫和罪恶的代表。不断被控诉、放
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被放逐的“家”的意向在战争时代又受到“魂兮归来”的召唤，旷日持久的战争让“家”成为对离乱的人心和破碎的国土的有效组织形式，就像1939年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写到的，“家庭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家”“国”想象又以错杂的方式被组织到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以及新政权合法性论证的叙事中。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觉慧。
在小说中，觉慧成为一个旧家庭制度的反抗者，其实远在真实的悲剧发生之前。他的苦闷，他对家庭压迫的感受，基本来自新书报的阅读。在巴金的笔下，觉慧童年时关于人生和世界想象是来自马房中老轿夫讲述的故事，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劫富济贫的剑侠，没有家庭，一个人一把剑，到处飘游”；而随着他进入中学，开始阅读新书，他的世界就改变了面目。这些新书报构建了一个古旧腐朽的旧家庭形象，并相应地用一个遥远模糊的乌托邦完成了“离家”的召唤。在《四世同堂》中老三祁瑞全也是选择了出走这种方式来追求自己心中的乌托邦，只不过他们出走的方式不同。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的出走背后都有他们大哥的牺牲，所以两部小说中这一点很相似。年轻气盛的一代可选择出走去表达自己心中想要表达的东西，而肩负着家族使命的老大，却永远无法轻易地卸下自己的担子去追寻自己的心中的乌托邦。二者唯一不同的是，高觉慧受到了新书报的影响选择出走，而祁瑞全是因为邻居钱家长子为国殉身也激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
作为小说重要彰显的唯一新女性，琴的追求、理想和勇气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新书报而来。当琴想投考男女同学的学堂，母亲表示反对以后，琴一时间觉得很凄凉，似乎希望完全飞走了，甚至墙壁上挂的父亲的遗容，也对她哭起来。“她无聊赖地接下裙子往床上一抛，走到书桌前面，先拨了桌上锡灯
盏里的灯芯，便坐在书桌前面的凳子上。灯光突然明亮了，书桌上的《新青年》三个大字映入她的底眼里。他随手把这本杂志翻了几页，无意间看见下面的几句话‘......我想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同你一样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个人。......我不能相信大多说人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应该有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决。......’原来她正翻到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她从《新青年》中获得启示和勇气，“眼前顿时明亮了”，甚至“一切悲伤都没有了”。
无论是上文中所说的觉新、觉慧还是唯一的一个受新思想的女性慧，他们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觉新的一生都献给了传统的“长子观念”，觉慧最终如自己所愿，慧也经过自己与觉民的爱情考验，在与传统的包办婚姻的枷锁压制下获得了自由解放。有胜利的地方，必然会有牺牲，但这也是最合理也是最理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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