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地铁车站》的原型及突破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e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美]埃兹拉?庞德:《在一个地铁车站》 汉语译文:杜运燮
“意象”、“意象迭加”原本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固有概念和中国旧体诗词创作中的通用手法,但却因西方现代意象派诗人的创作实践,而使国人倍加关注与青睐,更由于中学语文教材选入了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的小诗《在一个地铁车站》几乎成为一个大众性话题。
许多学者认为,意象派诗人是在中国旧体诗词的启发下,开始诗歌创作试验的。美国文学史家马库斯在其《美国文学史》中谈到,意象派诗人在他们山穷水尽的时候,找到了中国诗歌。而庞德,这位意象派诗歌运动鼎盛时期的代表诗人,更是被艾略特称为“我们时代的中国诗的发明者”。庞德也盛赞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许多研究者指出,庞德最为出色的意象派诗作,大多是他对中国古典诗的创造性“翻译”。甚至有学者认为,他的这首代表意象派诗歌最高成就的压卷之作――《在一个地铁车站》的原型,就是唐代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
我们固然不能天真地将庞德的诗歌创作,统统归结于对中国诗词的“翻译”,但在其诗歌创作中,有意识的借鉴中国旧体诗词的意象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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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却是不争的事实。初读《在一个地铁车站》,那突兀而至、让人“眩晕”的玄妙意象和悬隔诗意,也许还不能使人联想到“人面桃花”的“往事”。但当得知此诗是作者某天在巴黎的一个地铁车站下车,突然间“看到了一个美丽的面孔……然后是一个美丽儿童的面孔,然后又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之后捕捉到的瞬间意象时,便恍然大悟:这不是自屈原以降中国传统的“美人香草(花)”模式吗?
一个诗歌流派,当然不能仅仅依赖于一两首诗的“翻译”与模仿。如果我们承认《在一个地铁车站》的原型意象,来源于中国的“人面桃花”,我们同样也要承认庞德在诗中表现出的对原型的突破与变异。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通常是一首完整诗歌中的一部分。意象在整首诗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手段或手法,而不能构成一个自足完满的结构整体,如“人面桃花”就是一个完整故事中的一部分:中唐崔护,春去扫墓,遇一少女,讨水喝,一见钟情。然后第二年又去的时候,看见那户人家大门紧闭,就在门上题了这诗。用“去年今日此门中”交代时间、地点;用“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交代故事的结局并抒发自己的感怀。 即使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以并置大量意象为特点的作品,仍然要依托“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来构架其结构。这种在诗歌中,部分地使用意象或意象迭加来描绘对象的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有条件的意象。那么,依靠单纯意象或意象迭加,作为一种整体性表现手段而能独立成章的,则为无条件的意象。
《在一个地铁车站》就是无条件意象的一个例证。这是庞德自己设定的“按照我所见的事物来描绘”,“不用多余的词”,“不赞成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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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不用妆饰,甚至不用好的妆饰”。整首诗不过是诗人在地铁车站瞬间捕捉到的两个意象,并借助心灵感应与视觉流变,使人面与花瓣两个意象迭合在一起,不需任何枝蔓就构成了一个自足完满的结构。 有条件意象使意象自身具备内向性特征,无条件意象则将思维引向开放与自由。单是“一川烟草,满城风雨,梅子黄时雨”,不同的读者或许能读出种种的感受。若在此前添加上“若问闲愁都几许”,势必将读者的思维引向单一的“愁绪”体验。有条件的意象总是通过诗歌中的比喻、象征、陈述、描绘等连缀性语句,将读者的思维引向固定的方向,使思维走向封闭和单一,有“九九归一”的意味。
相反,意象派诗歌坚持通过意象的创造,直接显现诗人的瞬间感受,坚信“意象本身就是语言,意象是超越公式化了的语言的道”,以情绪串接准确、凝练的意象,构成自足完满的诗歌结构,构建一个外向的开放性思维空间,并将读者真正引向阅读的自由天地,真正体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阅读境界,产生无穷意味。
原型的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又是历史文化的。同一原型可能细部或名称有些变化,但它的核心意义是基本相同的,符合人类的某种普通心理要求。因此,原型意象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花、花瓣,无论在世俗的世界里还是在宗教的天国里,都是美好、鲜艳、亲切、圣洁的,庞德却让她们开在“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由面孔转换出了美丽的花瓣,那面孔必定也是美丽的,但庞德却让她们像幽灵般显现。如此一来,整首诗就变得诡异、奇谲起来,完全不符合中国旧体诗“意”“象”和谐统一的美学原则。 凡此种种,足见庞德对中国诗歌意象原型的突破,其原因大约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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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意象派诗歌的创作主张。意象派诗歌 启的直接动因是对浪漫主义的批判,目的是使诗歌摆脱感伤、颓废以致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弊病,力求使诗具有艺术的凝练和客观性,文字简洁,意象鲜明,坚实优美,并兼有油画般的浓郁色彩。他们主张诗歌直接处理“事物”,绝对不用任何无益于呈现的词,创造意象直观表达胸臆,要彻底解放格律对思想的束缚,强调诗歌要自由选择主题,创造自己的韵律。我们知道,秩序和制度是最能束缚人的自由意志的。格律就是诗歌创作的秩序与制度,意象派诗人不会在冲破一个牢笼的同时,再钻进另一个牢笼,给自己戴上新的精神枷锁。 二是西方现代文学话语的“语言转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语言转向”,在语言与事物、思想、意识的关系上,无论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语言观,他们都把语言置于思想和认识的基础地位,认为语言有其独立自足的形式或结构,它既独立于思想和认识活动本身,同时也独立于认识或思想的对象。不是事物的存在决定了语言,而是语言构成了事物的存在。哲学领域的“语言转向”,其实质就是摆脱思想和认识的意指性,把符号或语言从与事物的关联中解放出来,从而使思想和认识在语言自身的结构中运转。 三是异域的社会文化心理。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中国传统诗人,最崇尚的理想品性是忧患、和合、乐道、人本、笃行、进取等,因此在他们的诗歌中,意象多是明丽舒朗的,色彩多是亮丽柔和的,意境多是辩证和谐的,情感多是温婉闲适的。当然,也有悲苦愁伤、怨怒哀恨,但却少有阴郁之感,有孤魂野鬼却难见飘忽的幽灵。阅读中国旧体诗歌,常常能获得一种似曾相识的体验,总能从诗歌中捕捉到自己曾经萌发而又无力言说的某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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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在一个地铁车站》让我们不知所措,因为它是庞德独一无二的个性化体验。我们不能直接从诗歌中获得体验,而只能感受到一种震撼和惊奇,引发一系列的追问与思考: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验和感受,他怎么能有这样奇异的臆想?为什么让鲜艳的花瓣绽放在复杂、阴险、沉闷的“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为什么美丽的面孔却如“幽灵般显现”? 这样的设问只能从作者生活的异域社会文化背景中寻找答案。以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和个人主义为至高价值的西方社会,其思维的出发点总是个体的、个性的和自我的;虔敬的宗教信仰和人性本恶的观念,使他们感受到自我的渺小和生存的痛苦;超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对精神文化的挤压,让他们深切感受着被撕裂的痛苦。现实的人性是痛苦的矛盾的,他们自信又多疑,坚毅又彷徨,身处繁华而孤立无援,紧张繁忙却无所适从……所以,在庞德的诗歌里,我们能读到粗糙阴冷的物、孤独阴郁的心、焦虑痛苦的情、扭曲的灵魂、魔鬼般的生活以及奇崛诡异的艺术灵感。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1、世事忙忙如水流，休将名利挂心头。粗茶淡饭随缘过，富贵荣华莫强求。
2、“我欲”是贫穷的标志。事能常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 3、人生至恶是善谈人过；人生至愚恶闻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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