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内产业的断档与分割，致使对外投资风险加大，总体经济效益低下。因此，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选择，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不均衡
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分为两大类：非制度因素，包括当地的政局稳定性、资源禀赋状况、基础设施状况、技术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高低、产品销售的现有市场以及潜在市场、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亲近性等；制度因素，大体上可分为4类：即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企业运行的便利性。在这些因素中，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对外资持欢迎态度二者最为重要。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相对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初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港澳地区。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虽然从总体上看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仍主要集中于港澳地区和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24.53亿美元，占60.3%，主要流向香港、韩国、泰国、柬埔寨、日本、蒙古、越南、也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地区），其中香港地区占这些地区总投资的一半以上；其次是拉丁美洲6.59亿美元，占16.2%。
近几年，我国海外投资在北美和港澳地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然而，投资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中资企业盈利非常能力低。调查显示，目前海外的中资企业1/3发展较好，并获得盈利，1/3处于维持阶段，另外1/3则陷入亏损或处于停业状态。而亏损的企业多集中于发达国家，例如，国内一家旅游业集团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投资创办\锦绣中华\园，不到两年就亏损1800万美元。南方一家集团在法国巴黎的\中国城\项目的失败，以及北方一家钢铁公司在美国收购钢铁公司项目失利都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训。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确具有很强的非制度因素。但我国的产业结构与这些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不具有比较优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美国和欧盟的对华政策仍具有较大的歧视性，藉产品标准、质量、知识产权等为由加大了对我国企业和产品的监督和检测力度。
近两年，海尔国际化取得成效的光环吸引了不少企业家，特别是海尔在美国建厂更是让业界把海尔看成是民族英雄。而海尔作为一个企业本身此举的考虑仅
仅是为了以后的发展做铺垫。如果我们的企业不顾自身实力，盲目效仿我国第一品牌，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海尔在美国市场的定位是市场空隙定位，以小冰箱、小洗衣机占领市场空白。所以，海尔在美国建厂并不意味着海尔已在美国大规模盈利了。而海尔在伊朗、约旦、突尼斯、尼日利亚等国设厂，都是以主流的产品成为当地的第一品牌。
所以，尽管我们还将继续对美国、欧盟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但是将投资方向重点或者趋势定为发达国家是欠考虑的。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较单一
我国企业总体上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缺乏足够的国际化管理人才，跨国经营的经验也少之又少，资金实力也无法和大型跨国公司相比，因此，我国企业现阶段的投资方式主要是合资方式。而合资有可能使得对技术的控制权落到合作伙伴手中。其次，合资企业可能无法获得为实现经验曲线和区位经济所需要的对子公司的控制。同时，也不能够使企业获得为协调全球战略所需要的对子公司的控制。比如说，公司出于全球竞争的需要，可能会要求某子公司在当地做一些战略牺牲，损失一些利益。面对这种要求，当地的合作伙伴几乎不会接受。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并购和兼并重组已成为导致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新一轮的企业并购和重组浪潮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也改变了国际投资方式。跨国公司之所以热忠于跨国并购重组，其主要目的在于，一是可以迅速“吃掉”国际竞争对手，并转化为自己的竞争力量，使全球过剩的生产能力得以重新组合；二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竞争中，以较大的企业规模增强抗击单一区域或国家市场波动的能力；三是使企业更加适应技术发展迅速、研究成本高昂的知识经济的挑战，并有可能抓住新兴产业崛起的商机；四是通过跨国并购从资产价值低估中获得好处。而我国目前以合资为主的对外投资方式，显然过于单一，也不符合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我国必须有效地利用目前国际流行的跨国收购、兼并等对外投资方式，以实现投资多元化，从而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对于当时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劳动者福利为代价，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状况也正面临严峻挑战。事实表明，在国际竞争中仅仅依靠拼资源、拼劳力的方式已经很难获取应得的利益，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正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方面现代技术和知识不易被转换成可供市场交易的商品形式，加之技术的市场交易成本，导致技术和知识的国际贸易趋于萎缩，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发达国家基于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的技术封锁和技术贸易歧视等问题，即使技术购买交易成功，得到的也仅仅是国外的二流技术，而非核心技术。因此，中国试图通过技术贸易的方式获取国外核心技术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能性不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所转移的技术与本国产业现有技术的差距逐步缩小，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正向技术外溢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客观的说，我国通过利用外资引进的先进技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偏低的，我们以相对更高的成本利用外资，却未能较快地培育出自主创新能力，以“市场换技术”促进产业升级的战略持续了二十多年，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技术的巨大需求，仅仅依靠国内研发、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随着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提高、巨额外汇储备投向的调整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在全球跨国投资流动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作为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的相对地位稳中趋降，表现为外资占国内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比重下降，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投资母国之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资金等要素从单向流入为主转向双向流动并重的格局开始形成，企业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国内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从过去的强劲上升到目前趋于稳定甚至缓降的情况下，
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促进作用正逐步显现并日趋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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