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加强上层的统战工作，争取广大中间势力，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民族资本家、社会贤达的支持，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在我党的动员下，为支持抗战的运输工作，调集船只及时运送几十万官兵出川。
三次大的群众募捐活动：
第一次，由于前线川军将士缺乏冬衣，1937年底到1938年初，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各界开展劝募寒衣活动，重庆人民赶制棉衣30万件，同年《新华日报》倡导义卖和献金，到1939年3月，仅重庆地区捐款就达到500万元。 1940年春节前后，四川人民募捐活动掀起第二次高潮，《新华日报》号召广大各界人士前往前线慰问、鼓励将士，献出的粮食和飞机难以计数，其中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机就有20多架。
1943年冯玉祥将军发起节约献金活动，11月，冯将军在自贡募捐讲演三天，募集200多万。1944年冯玉祥将军再度来到自贡，盐工献金大约1100万元，加之盐商和各界捐资合计达到一亿二千多万。 七、川军抗战精神的心理文化层面初浅分析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很早就纳入中华文明的版图，由于特殊的地理原因：四面环山，内陆地区是盆地，四川与外界的交流一直比较艰难，难以融入中原地区主流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星堆文明震惊世界，但是四川的古文明如何起源至今仍然是个难解之谜。
西周时，蜀地属秦国管辖，李冰治蜀，修建都江堰，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四川地区的古代经济第一次得到大发展，文明的进程加快；中国的古代文明以中原地区为根据地和中心，河南陕西长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中心地区，西南和南方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西汉时期四川地区迎来第二次经济文化大发展，以司马相如和杨雄为代表，四川文化也开始勃兴，政治上在全国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靖康之难后，汉族政权南迁，经济中心南移，四川地区成为南方政权的经济中心，支撑着整个南宋政权的财税体系，元军攻破蜀地之后，南宋政权也随之瓦解，四
川成为当时汉族民族情绪最为强烈的地带，汉族正统思想强烈。
由于长期以来四川处于中国政治的边缘地带，四川往往成为地方势力割据的重要地区，与中央的离心力十分强，自古以来，王建、明玉珍、张献忠、熊克武、刘湘都曾割据蜀中。总的来说，四川在历史上没有过成为中国政治中心的经历，这对当地人民来说长期是个隐痛，这一政治短板对四川的历史和发展是很大的遗憾，这种缺陷与强烈的民族情结和剽悍的地方民风的冲突长期存在。
以上的这种历史文化原因造成了四川人民长期渴望参与国家政权中心而不得的心态，加之四川人天性乐观，民风率直，英勇善战，对于这种渴求一直没有消失，而随后长期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更是加重四川人民渴望得到中央政府关怀的心理，这种心理渴求与日俱增。
民国以降，四川地区又陷入长期战争，川滇混战、川桂混战、川内军阀混战、中央势力与川内势力的争斗、新军阀与红军的战争等，长期不止，民不聊生，防区制“臭名昭著”，民众的忍耐也到了极点。三十年的内战，遭到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后，四川地方实力派在人民压力下，也深感内战的罪恶感，渴望以抗日来洗刷以前的罪恶。随着国民政府统治中心迁往四川，四川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历史理想也成为现实，四川成为维系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巨大的鼓舞作用和正义感的感召，使得四川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这与积累千年的政治理想的实现是相切合的，内斗向公战演变，民族凝聚力空前强烈。
川军抗战的英雄气概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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