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公平与效率实践。从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看，2003年，全国财政用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的支出比1998年增长了6倍。1998年—2003年，中央财政安排的上述三项资金合计超过2600亿元。从影响起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来看，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学率达19％，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此外，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人们身份界限的模糊、选择机会的增多??都表明我们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努力和进展。另一方面，效率的提高也非常明显。从电话的普及、汽车进入家庭、高速公路飞速发展到国有企业利润率的提高、多种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大家看在眼里，创造在忙碌的岗位上，享受在便捷的生活中。
观点1（阿瑟·奥肯）：公平与效率存在着交替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奥肯定律即“漏桶理论”说明了这种对立，大意是：如果对富裕家庭征收一定的附加税，来资助贫困家庭，那么，贫困家庭得到的资助总量一定小于富裕家庭所缴纳的税收总量，因为这笔资助在转交过程中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要花费成本，如行政管理成本；同时，这种政策又会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储蓄和投资等产生影响。这样，这种政策就成了一个漏桶，而这种漏出则代表了效率的损失。
观点2（马宏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奥肯的漏桶放在我国，虽仍然在漏，而且考虑到我国相关体制的不完善，可能漏得更多，但里面的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随着政府和社会采取越来越多的促进公平的措施，经济社会效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越来越高。这该如何解释呢？
其实，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适用条件，所针对的都是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问题。奥肯的理论是在美国提出来的，针对的是美国的问题，而美国经济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在那里，形式上的公民权利平等久已取代等级、身份壁垒，市场规则的公平早已确立，人们为所谓“前程为人才开放”的机会平等也进行了长期的奋斗。因而，分配结果的不公平基本来自竞争，来自对效率的追求。所以，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非常突出，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性关系。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竞争规则有待健全，诸如行政性垄断、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身份界限等依然存在，因而非竞争性因素还是导致分配不公平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现实状态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更多的表现为辩证统一、互相促进。一方面，提高效率的过程就是促进公平的过程。且不说效率是对个人才能和努力的肯定，它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公平，仅就深化改革的过程来说，打破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的平均主义，打破垄断，完善市场经济规则，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如果我们的眼光不局限于结果公平（片面强调结果公平只能导致平均主义），那么，这既是提高效率的过程，也是促进公平的过程。另一方面，促进公平的努力也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因为有公平才有竞争，有竞争才有效率。只有在同样的权利、机会、规则下展开的竞争，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而促进分配公平，有利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和谐，也能增进效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致力于实现市场参与者在权利、机会、规则等方面的公平，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可见，漏桶里的水之所以会越来越多，根源就在于促进公平的努力激发了社会经济活力，从而打开了桶上创造财富的水龙头，使得流入的水远多于漏出的水。 在我国现阶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性远大于对立性，实现它们的统一和双赢正是改革开放的追求目标。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可能会更为客观。比如，当前收入差距拉大，公平问题凸显，并不意味着效率问题已解决了；相反，在一些领域通过改变不公平竞争提高效率的潜力还很大，我们在提高效率和促进公平两方面都还须付出不懈的努力。
分析：本案例主要探讨了公平和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公平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经济公平指要素投入与要素收入相一致，经济公平要求初次分配符合市场等价交换规律，效率和经济公平存在统一性。社会公平依赖于政府再次分配，指收入分配差距合理。公平、效率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成熟、发达，初次分配合理，市场经济、有效，经济公平基本实现。其主要矛盾集中于收入分配社会公平方面，所以才出现效率公平间的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我国则不然，除收入分配社会不公外，经济不公平问题甚至更加严重，我国解决经济公平努力大大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因而会出现公平和效率相一致的情况。
思考题：如何实现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经济公平？
二、原理综述
效率与公平是财政支出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财政支出的两大基本原则。效率属于生产率问题，是“最小最大”问题——即成本最小、受益最大就有效率。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最优的效率状态。公平则属于分配问题，包括功能收入分配公平（即经济公平）、规模收入分配公平（即社会公平）。财政主要参与规模收入分配公平，追求社会公平；经济公平则主要由完善的市场竞争来实现。效率与公平原则具有同一性，经济公平地追求有助于经济效率的实现；但也效率与公平存在着矛盾的方面，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财政支出中协调效率与公平原则，根本问题在于协调社会经济目标和其实现机制（市场、财政）。市场机制有助实现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但配臵资源比较分散（竞争市场）、分散；财政机制则相反，可以集中配臵资源，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公平
财政支出也要遵循“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原则，即财政支出既要注意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也要照顾到国家基本的财政支出需要。其中，“量入为出” “量入为出”是基础，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量出为入”则反映政府在资源配臵上的重要地位。
第三节 财政支出规模
一、 案例及分析
案例2.5：财政支出面临扩张压力
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急剧扩张。在经济增长年均10%情况下，财政支出增长年均约20%。
观点（朱军）：财政扩张既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来自转轨过程中各种矛盾激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竞争白热化所构成的压力。
从经济环境来看，财政支出规模随经济的增长而扩张。我国的GDP近年来处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根据“瓦格纳法则”，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规模会以更大比例增长；与此同时，R·A·马斯格雷夫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
的演进，政府支出的规模逐渐增长。而信息时代的到来，致使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有了更宽的比较范围，纳税人对政府支出的“非理性要求”前所未有的巨大，远远大于经济发展阶段政府支出的需求增加的规模。这就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演进和信息化发展背景下的财政支出环境。
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使中央财政支出压力骤然增大。地市级政府领导人为了政绩的需要进行的“经济竞争”，主要采用以下这种融资模式：把任内直接投资或担保项目贷款偿还期延迟到任外，而这些资金是政府通过借款、提供政府担保形式筹集的。结果是地方政府的或有负债和潜在负债越积越大，财政支付的潜在风险非常大。根据“李嘉图等价原理”，政府发行公债的效应等同于向纳税人征税。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导致的债务危机是当前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过程中潜在的财政支出压力。
从社会环境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处于全面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丛生。一方面，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如文化教育危机、公共健康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三农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缩小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也会在较短时期内大量地产生，如虚拟经济犯罪问题、电子商务税收流失问题、贫富差距导致的地区安全问题、人口流动与国民待遇问题。另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必须以另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为前提，或者是多个问题一起解决才能治标治本。如“三农问题”，涉及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化建设、农村金融的稳定、农业生产方式、生产结构的提高、乡镇财政解困、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持等一系列既相互关联又错综复杂的问题。
从国际政治环境来看，国际投资环境的激烈竞争。一方面，随着 “北京共识”（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经验，西方学者总结中国模式的简称）持续升温，发展中国家纷纷模仿中国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模式，抓紧时间进行经济改革，打劳动力成本优势牌吸引国际投资。这对我国在保证经济增长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进行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造成了压力。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国的经济事务已经扩展到全世界，但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政府公共财政对外经济管理事务职责的增加，要求提高涉外经济管理的财政支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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