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思潮

过去，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人比较讲究血缘、义气、友情、地域、隶属关系等，现在也开始从“实惠”、“实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交朋友要挑“有用”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式的朋友已不多见，更多的是相互可以利用的朋友。中国历来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师生关系近如父子，有浓重的情感关系，但近些年来这种情感关系也明显淡化。在某些校园里，师生关系也成了《沙家派》中阿庆嫂开茶馆所说的“来的都是客，走后不思量”的松散关系。街面流行的《人际关系大全》、《人际关系学》、《人际关系心理学》等，也大都是从“实用”的角度教导人们怎样建立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

在职业选择上，过去中国人更多注重的是名誉、地位、声望、别人的评价，现在也开始转向实惠，特别是着眼于经济、物质利益的考虑。80年代以来，不少大学生为自己设计了三条道路：黑道、红道、黄道，即从学、从政、从商，而什么时候那种选择成为社会“热”，都是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直接相关的。

2．追求金钱。

在商品生产社会里，各种劳动的交换是通过货币进行的。劳动成果（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只有转化为货币，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并达到交换的目的。对每个人来说，货币是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也是满足个人需要的手段。因此，在商品化社会中，追求金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普遍性的趋势和强大的驱动力，而且渗透到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之中。德国城市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说过：“金钱具有一种适用于世间万物的共性：它要求交换价值。它把所有的人格和品质都简化为一个问题：‘值多少钱’？”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在社会中的实际作用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中国，金钱本来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但长期以来，在观念上，中国人却一直耻于公开说钱。所谓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但近几年来，金钱至上的观念简直象决堤的洪水，一下子冲垮和淹没了各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时只是承认金钱作为财富的代表对于生活的必要性，继而提倡“能挣会花”，进而相当多的人默认了或公开主张、“一切向钱看”。金钱也几乎改变了传统的“君子”与“小人”的划分，已成了衡量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虽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反差，经济地位高的不一定社会地位高，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毕竟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崇拜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追求金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潮流。

3．世俗化潮流。 “世俗化”是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一种社会过程，是西方学术界对现代社会一些共有现象特征所作的理论概括。近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社会的世俗化倾向也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什么是“世俗化”？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经常使用“世俗社会”、“世俗王国”这类概念。这是相对于“理想世界”而言的。在当时的德国，理想世界的代表，一个是宗教，一个是哲学。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说，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是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出发的。宗教是把人的本质、人的美好愿望和要求从现实世界中提升出来，去创造一个远离尘世的幻想世界，为人们摆脱现实社会的矛盾、困惑、苦难提供一种精神寄托。哲学虽然不同于宗教，但在把世界二重化方面与宗教是有相同之处的，只不过它所创造的不是“信仰世界”，而是“理性世界”。马克思认为，德国哲学是从天上降到地上，它虽然也从“人”出发，但它是从抽象的、理性的人出发解释人的现实生活，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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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种人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1页）由此可见，所谓“世俗化”就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换句话说，就是肯定人的自然（天然）本性，肯定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具体追求的合理性。这里蕴含着对虚幻的类似于来世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否定，体现着以人的现实幸福为行为标准的要求。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总是把人们追求高层次的需要视为高尚而加以推崇，把追求较低层次的需要看作世俗而加以蔑视。现在，这种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例如，过去，在许多人心目中，总是推崇精神上的充实，把理想、道德、情操看作是高尚的，而把物质方面的需求如吃饭、金钱、男女，视为低下的、世俗的行为，不吃“嗟来之食”、“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等古老的诲人格言经久流传。然而，近些年出现的描写人的自然本性的一些文学作品作为唯物主义的“启示录”，意在揭示两个最简单的“真理”：人吃饱了不饿，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从而也才有真正的精神追求等。

过去，在许多人心目中，一直把“刚直不阿”、“宁折不弯”视为美德，“随波逐流”则视为世俗，“包公精神”、“海瑞精神”一直是中国人做人特别是做官的楷模。但古往今来，这类人物虽精神犹存，个人却总是吃亏。在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开始琢磨怎样适应社会环境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如上海人就主张“碰鼻头转弯”，不欣赏“鸡蛋碰石头”，在所知不多的历史人物中，他们理解韩信的钻胯，认为屈原就未免有些迂。（方沪鸣：“上海人——‘海派文化’”，《社会》1988年第7期）

世俗化潮流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于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的重新选择。过去，理论上和宣传上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往往是从典型的、两极的意义上去划分的，一方是高尚，另一方是卑鄙，正象总把典型人物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一样。然而，在高尚和卑鄙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崇高者和卑鄙者都是少数，就人们的真实动机和实际行动而言，绝大多数人所做的都在既不高尚、又不卑鄙的“平凡”之列。这些行为都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基础上对于自己实际利益的追求，都属于“正当”的功利行为，从伦理学上说，是属于“道德允许”的行为。世俗化潮流就是对这种正当的功利行为的反映和确认。对于上述现象如何认识，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现实问题。按传统观念看，无疑是“世风日下”、“道德危机！”；但也有人认为，如果高度工业化在今天的世界中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则“世俗化”过程难以避免。前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谈到世俗化潮流时，没有把“世俗化”看作是二十一世纪 “道德标准”的威胁，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有希望的标志。同时他又认为，我们不仅要跟随这一发展前进，而且要用某种道德的或者宗教的指导来引导它前进。

“容许”并不等于提倡。在肯定世俗化具有某种合理意义的同时，必须看到，它同时也在消解着人们的理想、信仰和社会责任感，使人过于倾注物质利益和现时生存。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世俗化给“我们时代造就了大批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可能导致道德危机，因为“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允许的。”据有的调查说，对“如果拥有的钱财足以保证你的生活，你是否想不工作而纵情玩乐”的问题，有70%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可见，这是一种值得注意并加强引导的动向。

三、功利主义思潮的发展趋势——从混沌到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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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高扬了人类的主体性、自觉性，突出了实践的目的性、效用性，因此，把功利主义精神贯注于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对于增强驱动力、提高成功率是有巨大积极意义的。近年来我国社会中出现的功利主义思潮，极大地引发了人们对于欲求、利益的自我意识，并把这种意识变为自觉的活动，为原来滞缓低效的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社会面貌在短短十几年之间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同样不应否认的是，在价值观念的变革、转换时期，由于传统价值尺度的破碎，失去了约束力和感召力，而新的统一的、社会的价值尺度尚未形成，人们只是从各自的需要、利益出发提出不同的价值意向和标准，这就使功利主义思潮陷于一种混沌无序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无数相互矛盾的力量固然也可以自发地汇成社会发展的合力，但社会的发展也会受损于无规则状态下各种分力的相互抵消。这是研究和评价功利主义思潮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既然存在着各个不同人群的特殊需求，也就不能排除各种不同的价值尺度。但任何一个有序的社会，还必须在这些具体的、个别的尺度之上，建立一种大体统一的能作为人们共同行为规范的社会价值尺度。这种尺度的主要功能在于调节和约束人类的功利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引发人们的需求意向，鼓励人们的功利行为，这是比较容易的，更困难的工作在于引导和调节。因为人类作为活生生的七情六欲之人，总是自发的、本能的具有追求功利的倾向，而且由于各种人的需求不同，也会分裂成无数个相互交错、相互冲突的价值取向。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就会导致“人欲横流”的无规则状态，在这一点上，它与动物界的生存竞争状态并无明显区别。但是人类拥有社会组织。社会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提供一种对于人类功利行为的约束和调节机制，使不同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欲求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并从中提升出能够代表共同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统一的价值取向。这是任何一个健全有序社会所必需的，而又恰恰是我们目前社会所缺少的。

我国目前功利主义思潮处于混沌无序状态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整个社会价值尺度的不统一、相互矛盾以至相互冲突。为了建立一套系统的社会价值体系，有这样几个基本关系值得人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1．真理尺度和效用尺度。我们过去批判实用主义，曾否定过“有用即是真理”的命题。现在提倡功利主义，又应当如何看待真理与效用的关系呢？是否应当肯定这个命题呢？从社会流行观念看，当前的主要倾向是重效用不讲真理，典型表现是“只要有利，怎么干都合理。”对此，我们不能苟同。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真理，这里所谓的真理不仅是指理论真理，更是指作为社会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的客观真理，甚至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某些最简单的观念和信条。据调查，如果给一个美国人100万美元的大数目让他去做某事，他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干？少数人的回答是有了钱什么都可以干，但大多数人的回答却是有些事给多少钱也不能干。如当问到如果有人给100万美元，是否愿意将爱犬扔到深涧里去，回答愿意的只占17%；当问及给100万美元，是否同意永远同自己最好的朋友断绝交在时，表示愿意者仅占12%；当问及给100万美元，是否愿意去坐两年牢时，愿意者仅占5%。这说明，在一个健全的理性社会中，人类的功利行为并不是完全盲目无节制的，其中总是内在地蕴涵着真理原则，它们规定和制约着功利行为的目的性、方向性和选择性。我们提倡功利主义，同时也应当注意揭示和确定当前人们功利活动中所应遵循的真理原则。

2．个人尺度和社会尺度。在目前的功利主义思潮中，最为盛行的是个人功利主义，即从个人的需求出发，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对过去只讲集体功利、社会功利而不讲个人功利的一种否定。我们应当承认个人功利的正当合理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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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否认个人功利的畸形发展也会导致个人主义的泛滥，使社会缺少凝聚力。现在有不少人提倡“合理利己主义”，即：我们要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同时还必须承认他人的相应的欲望和平等权利。这种主张注意到了“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的必要性，但却忽视或回避了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例如，当社会或他人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个人如果出面制止，有可能受到伤害或招致报复打击时，他该如何行动？又如，一个大学生为了救一个农民而牺牲了自己，这种行为是不是无价值，得不偿失的？对于这些问题，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都无法作出圆满回答。这就说明，衡量人的功利行为，除了要有个人尺度以外，还需要一种社会的尺度。对此，不仅马克思主义已有明确论述，其他一些哲学家、思想家也论述过这个问题，如康德伦理学中的“绝对命令”观念。在康德看来，通过无数个体实践所树立和发展起来的意志结构中，内在地包含着要求个体应有担负全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的义务和责任感，它超越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具体功利之上，具有崇高的性质和尊严的力量，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即使在现实上没有实现，或还没人顺从，它也不失其为在客观上普遍有效的道德原理，因此叫做“绝对命令”。当然，康德伦理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提出“绝对命令”，而在于他真正看到和深刻揭示了人类伦理领域中那些二律背反的矛盾现象。从人类产生以来，就存在着自保欲与社会欲、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基本矛盾，由此产生的混沌无序的道德行为，是每个社会所面临的最为头疼的问题。以社会湮没个体，或以个体离散社会，都只是道德发展的片面性形式。如何找到个体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通道和实践形式，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应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物质尺度和精神尺度。目前人们的功利倾向集中表现在物质利益领域，特别是对于商品和金钱的追求和崇拜。这是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现象。《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化、金钱化思潮作过十分生动的描述：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等等。对于这些变化，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是作了肯定的。问题在于：这是一种畸形发展的社会进程，还是健全发展的社会进程？从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看，这显然是一种早期现象。而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中，我们又看到了人们对于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情感世界的渴望和呼唤。在商品经济社会里，是否一切东西都要商品化，都需要通过商品交换来体现它的价值，因而金钱也就成了衡量人和物的价值的最终尺度？显然不能这样认为。商品交换、金钱关系只是物质生活领域中的通用原则，不能简单地把它搬用到精神生活领域中来。人类的精神生活虽然要受物质生活的影响和制约，但毕竟有其特殊的需求和生产发展规律。精神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创造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以各种文化设施、文化形态、文化活动为手段，提高整个社会人们的思维水平、道德水平、科学水平等等。衡量精神产品的价值，也只能以此为根本标准。通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商品、货币原则，在这里是不通用的。许多精神产品的价值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许多高尚的行为、品德和情操更是金钱买不到、换不来的。人们物质生活的需求可以通过商品、货币来满足，而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却是理性、信仰、情感的满足。西方发达社会中出现的“物质富裕，精神空虚”的反差现象，不能说与上述问题无关。因此，对于我国目前社会精神领域中出现的商品化、世俗化行为，也需要提高认识和加强引导，应该明确：人总是要在追求功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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