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俗词俗论

柳永俗词俗论

范晓燕

摘 要:词入宋之后,由于歌舞宴饮、浅斟低唱的享乐世风的滋蔓,形成了尚艳、尚柔而趋俗的局面。在这种人文环境中,受世俗文化的市井风情的熏染,柳永词张扬出鲜明的“俗”的创作个性。其俗词的兴起,代表了当时追逐流俗的审美取向和创作趋向。他的词“为情所役”,多用俚曲慢调、鄙俗之语,恣意抒写世俗的男女情爱,源流上承接晚唐五代温之花间词而来,却更具有浓厚的市井艳俗味。柳永词与晏、 欧词虽有雅俗之分,一为贵族雅词,一为市民俗词,但晏、欧词的富贵气与柳永词的市井态,本质上都是一种俗。柳永词的“以俗为美”,往往遭人訾议,但是从柳永到周邦彦的百余年间,大凡北宋重要词家,或扬或弃多染指其间。

关键词:柳永;俗词;文学渊源;世俗文化;审美取向 中图分类号:I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3)06-202-03 作 者:深圳行政学院教授,广东深圳,518021

一

俗，是社会文化风尚的体现，反映到词的文学创作中，则代表一定的审美情趣和创作趋向.“俗”的涌义有数端，世俗、佣俗、通俗、浅俗、艳俗、淫俗、卑俗等，主要体现出中、下层世俗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趣味。同时，“俗”，是与雅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一个概念，它是相对于雅而言的，没有雅也就无所谓俗。盒阳居士将北宋诸家词视为“俗，’，其《复雅歌词序略》云:

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狠袭不可闻之语。吾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风，荡而不知所止.·一人人欲艳，咀味于朋游尊姐之间，以是为相乐也其祖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

认为自晚唐至北宋“文力妙天下者”即温、李、晏、欧、柳等大家，他们的词言情淫艳，有朋游尊姐之乐而无药含骚雅之趣，充锐着世俗情欲的流俗之气，丧失了儒家雅正的传统，故一律将它们斥为淫俗的“郑卫之音.而予以贬抑.此论显然是依据俪家的诗乐观，从“雅”的对立面对北宋诸家词所作的批判，以期恢复《诗经》以来的“骚雅”传统。至于北宋言情大家柳永，与盘阳居士同时的王灼《碧鸡漫志》云: 柳香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唯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僧.

此论肯定柳词铺叙从容、声律谐美，然而所斥责的是柳词的“俗”，即柳永自成一休的“浅近卑俗”的词风。而形成这一风格，除了趋从北宋词坛朋游尊姐之乐、淫艳狠裹之语的时风外，更主要在于柳水言情的世俗情调。王灼将它称之为“野狐涎”，即认为柳水之俗词，如野狐精以涎水媚人，既野又邪“声态可僧.

柳永词“以俗为病”.似乎是诸多词评论家一致的看法。徐度《却扫篇》卷五、王灼《碧鸡漫志》卷二、黄异《唐宋诸贤绝妙好词Y卷五、沈义父《乐府指迷》都指斥其词“俗”、“野”、“卑”、“理”。团然，柳永于勾栏瓦肆大量创制慢词俗曲，难免其浅近卑俗的特色， 但这一创作特色，与他在审美趣尚方面对前人的承接不无关系。晚唐五代至宋初，.花间词”和“西昆体”兴起，一词一诗的共同倾向，皆表现出对社会功利型的传统风雅的叛逆和向六朝审美思潮的回归，但它们将唯美的绮丽发挥到极致的同时，又都将“缘情而绮靡”落人庸俗:一是倚红偎翠的冶艳的俗，一是堆砌辞藻的浮艳的俗.柳永的词正是承接晚唐五代的淫俗、艳俗而来，由此而趋俗、尚俗，媚俗，成为风靡一时的“柳誉卿体”.柳永词的这一“俗” 性，在宋代词学论雅辩俗的或褒或贬中被界定、被认同，井且，论者多将柳词被世人广为传唱的魅力归于一点:因俗使然。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何瓶屈曲)从俗，天下咏之”。严有翼《艺苑雌黄》云:“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

近俗，俗子易悦故也.”张端义、叶梦得、吴曾等都持有此看法.《四库全书提要》中也说柳词“旖旎近情，故使人易人.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旖旎近情而使人易人的，当指柳水那些“管弦冶荡”之便曲慢词。虽然这些说法对柳词风行的原因的揭示有些表面化，但也都触及到了柳词的实质—“俗“. 实际上，自唐而宋的“新声”词，世俗是其突出的个性.词曲的主要源头是“胡夷里巷”，而且传唱于歌樱酒肆，这就决定了自它开始独立成体起，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俗”、“邪”、“野.、“淫”的色彩，俗，是它与生俱来的特质.宋词所反映的世俗情欲和世俗生活，是它作为“新声”的文学本质所在，是它区别于正统诗文的文学新价值的显现。宋词首先是世俗文化的，不管它的言辞是纯雅亦或通俗，其本质都是世俗的，因为语言的典雅或意象的精美、 技巧的娴熟，都只是词作外在的表象，其内涵本质都不出绮怨侧艳一途。①如柳永词与晏、欧词，可以说同属于世俗文化的载体。晏殊词温雅秀洁欧阳修词清丽婉曲，所表现出的雍容闲雅的创作个性，确实与柳永词的市井艳俗味遇异其趣。然而，他们的词亦自“花间”而来，于歌筵酒席间为红颇知己抒发人生叹惋，尽管在语言风格上典雅清丽，其世俗化的特征却是一样明显。所以晏、欧词与柳永词虽有雅、俗之分，一为贵族雅词，一为市民俗词，但晏、欧词的富贵气与柳永词的市井态，本质上都是一种俗词，人们论及北宋词时将柳、晏、欧并称，也主要是从这一特质归结的。

二

张炎的《词源》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此从传统诗教出发，以“志之所之.与“为情所役”来论宋词的雅与俗.这里的“情”是与“志”相对的，指普泛化的世俗情欲。张炎认为作词一旦为情欲所役、为风月所使，便容易流于淫、邪，则失之雅正和谐而为俗、。以此而论，柳永词“为情所役”，多宣泄世俗的男女情欲，固然为俗词。的确，柳永词“为情所役”多宣泄世俗的男女情欲，固然为俗词。的确，柳永词为情”而“言情”，大量创制于勾栏瓦肆，并广泛传唱于市井里巷，唐宋词言情之媚俗，至其《乐章集》可谓发挥到了极致，在他言情的长调慢词里，“词为艳科”的俗质自然合理地生长着、滋蔓着。

(一)从文学源流来看.词在滥筋时期，由两个源头分流而下，一是敦煌曲子词所代表的民间词，表现下层民众的情感生活；二是以传为李白为祖，白、刘等继之而起的文人词，他们以诗人笔法仿效民间词，表现文人的审美意趣。至温庭绮及花间词人，总合这两个源头，以文人的学识修养去表现民间词的恋情趣味，但又具有偏取民间词的艳质。从源流上看，柳永词主要承续敦煌民间词和温之花间词而来，更多地具有“俗，，的属性.柳永游学求宦于沐都时，沾染市井习气，醉心于民间曲词，这是他俗词的主要根源.而实际上柳永的创作一开始，其审美价值取向就往“俗”的一而倾斜.杨提《古今词话》记载:柳水年少读书时，以无名氏《眉峰碧》词厄壁，“后悟作词章法，一妓向人道之，永日:‘某于此亦颇变化多方也.’然遂成屯田蹊径”。柳永学习民间词，绝不只是参悟一首写羁旅相思的《眉峰碧》，但我们可由此探绩发微。《乐章集》中的主要题材写羁旅行役和男女爱恋，绘景状物纤毫毕现，抒情 写意哀艳动人，井且长于铺叙，层层铺排而针线细密，由此而形成的“屯田蹊径”，当是广泛采择民间慢调俗曲而来同时，在民间曲词创作中，凡.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人调”〔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以一种不作雕饰的自然明快、毫无遮掩的率真浅近，来展示下层民众包括新兴市民的的情感世界，可谓世俗生活之画卷。这一世俗化在柳永手里得到 传承，只是柳永就其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处在士大夫与市民阶层两大圈子相切的位置n,.他将源于民间的慢曲大量引人文人词的创作时，与之俱来的是出自市井街巷的世俗情味，而又在市井化中裸合了文人化的东西。所以，较之处于粗糙原始状态的民间词，柳永俗词经过了文人的锤炼、润饰，少却一些低劣俗滥。与此相联系，柳词的另一个源头是温之花间词.

温庭箔词软媚香艳，主要表现以“绮筵公子”、“绣幌佳人”为主体的相思恋情。柳永性情放荡不羁，仕途不达而长期混迹于秦楼妓馆，且疽有文学才华和音乐天斌，与沮庭摘有着惊人相似的他，作词自然不出此落蔺。但是，柳永在温庭绮所开辟的柔婉女性词的基础上前进了 一步，或者说，温庭绮艳词对正统观念的叛逆，在他手里成为了一种“更自觉的创作”.③温词所写的艳情，往往蒙有一层含羞的面纱，笔下的女性多用精美的器物和衣饰烘托，是男性赏玩的“画屏”I而柳永词中的艳情则近乎赤裸，情爱的表达真切而活脱，女性作为独立的人被男性所倾慕、所追恋，追求欢爱大胆而奔放，这无疑是一种人性的觉醒。若将二者比较，柳词之于温词的表现华艳贵妇，更多地叙写世俗平民女子，他没有温词因重含蓄、供托而与人物微妙心理“隔”一层的含蓄，而是坦露、率直，表现女性内心生活更直接、更贴切。所以，柳词言情承接温之花间词而来，却更具有浓厚的市井艳俗味.

(二)从文化背景来看.“俗”文化，是指社会中下层的“亚文化”，即普迫流行的处于低级形态的文化，它更多地顺从人的情欲本能，追逐世俗享乐，具有非理性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宋代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词之媚俗特质的最直接因素，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歌舞宴集的享乐世风，一是浅斟低唱的审美时尚。宋人是重视现世的享乐的，宋初，统治者一方面以“杯酒释兵权”，鼓励武臣“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一方面又广开科举仕进之路，以丰官厚禄优待文人，时侍从文馆士大夫竞相宴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供帐为游息之地。与此同时，随着都市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日益膨胀，市井间的娱乐活动日益兴盛，“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衙，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由此，造成了整个社会上层至中、下层的追歌逐舞、浅斟低唱的浓厚风气.这种风气至仁宗朝更趋全盛，延及北宋后期直至偏安的南宋仍有增无减。宋代贵族士大夫多蓄家妓，娱宾遣兴以佐清欢，如叶梦得《避暑录话》载:宰相晏殊每日燕饮，“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宋代还专门设有营妓，为州、府、县地方官僚佐酒歌舞，另外，沉寂落寞的文人还可流连于酒楼茶坊、平康诸坊(妓院集中地)的私妓，北宋汁京“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东京梦华录》卷五)，为人们提供了极为浪漫的优游场所.所以，在享乐之风盛行的宋代尤其是北宋，宴游狠妓、听歌观舞，成为士林风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祟奢尚乐的“社会风俗画面的主色调”④ 由这种享乐世风滋生出“浅斟低唱”的审美趣尚.则是自然不过的.从唐末五代起至两宋词坛，歌舞、醉酒、美人、才士是合而为一体的.在这种环境氛围里，所谓二浅斟低唱”，指歌筵酒席上，与歌词的香软婉媚相应的一种轻缓柔细的情调，一种从容而文雅的风度它不是狂放豪饮时男子的雄声高唱.而是浅斟细酌时，由“婚婷秀媚，，的妙龄歌妓手执红牙拍板“语娇声颇”的低唱.它是一种以软美、绮美为尚的审美取向，在北宋词坛成为一种主流风尚，直至南宋后期仍流风未泯，不仅是文人士子，即使民间里巷也大为盛行宋代那些情调柔婉、音律圆润的词，多是从这艳美曼妙的浅斟与低唱中流泻出来的。正如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 指出的:北宋词坛以“独重女音，’的审美趣尚为里.以“浅斟低唱”的创作风气为表，形成了清切婉丽的主流词风。而柳永的浅斟低唱，深受这种时代风尚的影响，同时，又以他具有拓展性的俗词创作成为这一主流词风的代表

北宋盛行的歌舞宴饮的世风，是柳词栩以生存的杜会与文化环境.柳词正是在一种浮华艳冶的人文环境中孕育并滋长出来，所大力创制的慢词多为筵席间合乐应歌之作，由歌妓佐酒时所唱，属“歌者之词”。据叶梦得《遭署录话》记载:柳永年轻时常流连于秦楼楚馆，悠情游宴，时“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兴”宋人罗烨亦说:“曾卿居京华，暇日遥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 物资给之.\醉翁谈录丙集》卷二)柳水《乐章集》的大部分篇什，就是在这种创作环境中.与市并乐工歌妓密切合作填制而成的.所以，其词往往以下层市井私妓为描写对象.多用狭邪之曲、哪俗之语，态意写男欢女爱的艳情，绮罗香泽之态、莺娇燕昵之语随处可见，带有浓

厚的市井气和市俗味，由此形成了他独特的艳媚理俗词风.刘舰《文心肚龙》认为“文变染乎世情”，指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宋词的雅、俗创作亦 然，往往受到世情的熏染，随着时代风尚的变化而推移，犹如风起而波动.词人宋之后，由于歌舞享乐世风的滋蔓，形成了尚艳、尚柔而趋俗的总体局面，在这种时代风尚中，柳永词追遥时俗，张扬出鲜明的“俗”的创作个性.他作词多是应歌场之需，较多的迎合世俗文化的潮流，以市井趣味来表现市民阶层的艳情绮思和都市享乐生活，词风艳媚理俗以至有些“尘下”，其“俗”乃是世俗文化的市井风情的浓厚熏染所致。的市井风情浓厚熏染所致. (三)从审美取向来看唐宋社会在变革中崛起的庶族知识分子具有多元文化性格，宋代士人雅、俗多元审美价值取向的生成深深根植于此.宋代士人们在尊奉经学时，关注国是君过、民情时变，表现出群体的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有高尚的一面，当他们轻视礼法时.争名竞利，歌舞宴饮，注重个体生命享受和欲望的满足.又有流俗的一面这种雅、俗两极的文化性格，既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决定其审美价值取向就词的创作而言，雅的一方面抒写经世济时之怀抱.向传统孺学的雅正靠拢;而俗的一方面置传统儒学的“诗教”于不顾.肆意渲染男女之情爱由此，在词学领域呈现雅、俗不同的审美取向的对峙。另外，宋代文人不同于前人高蹈绝尘的心境，审美追求不只是停留在理想人格和内在精神上，同时也进人世俗生活和感官享受层面，将雅、俗圆融视为最高审美理想于是，俗与雅的审美价值取向又呈现出交错互涵的复杂情形。北宋前期词坛，柳永不排斥亦雅亦俗的交互创作，但他的俗词的兴起，代表的是与雅对峙的另一而，即追逐流俗的审美取向和创作趋向。

柳永词为婉约言情词。他以一下层失意文人流连坊曲，大量填制厘曲慢调，一方面迎合歌楼妓馆的市井趣味，为“闺门淫媒之语.，另一方面抒发失意文人漂泊的感触，为“羁旅穷愁之词”〔严有其《艺苑雌黄》).邓廷祯《双砚斋词话》云:`Q乐章集》中，冶游之作居半，率皆轻浮狠媒.”那主要是柳永未步人仕途时，“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早期词作，至其居京华、游吴越，宿秦楼妓馆.寻花衡柳陌，则以态意狂荡的多情浪子角色写了大量的艳情词.仁宗景曲元年((1034)柳永进士及第，初仕为睦川推官，此后，辗转于低阶卑职之间.据宋制，地方官署都有官妓侍宴歌舞，但不许官员与之有私，如“逾滥，将受到弹动面漪官，至于官员与市井私妓为“滋，更在严禁之列.柳永自释揭入仕后，不得不收敛早期的放浪生活，“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虽然后期词中，亦有不少篇幅是对早年放浪生活的重温，在宦游的叭泊中，铭心难忘的仍然是“娇波艳冶”的仙子(《长相思幻.是“狂朋怪侣”的雅聚(《戚氏》).是“量酒买笑”的风流(《古倾杯》)，但是浪迹南北的柳永，更多的是以孤寂失意的赛运寒士身份写羁思.因此，其词创作的前、后期发生了某些转变:由俗词趋于雅词.前者是混迹歌楼妓馆的浪子艳情词，后者多为仕宦奔波的游子羁旅词.所以.柳永的言情婉约词整体上为俗.但若再作进一步的分辨，又可分为俗、雅二类俗者伐近清新.表现侄俗与率真并存的世俗情感‘雅者婉丽蕴藉、表现文人士子雅致含蓄的情怀夏敬观《手批《乐章集)》云:曰奢卿词当分雅、理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理词袭五代淫波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此论固然允当，只是柳永的雅词和俗词其创作手法是相通的，都表现为层层铺叙、情景兼融的程式化，若要分辨其不同，应主要在于格调之高低。柳永的雅词不乏“秋士悲”之类的羁旅行役的佳作，形象清丽，境界高远，如他的名篇《八声甘州》，连不喜柳词的苏轼也不禁称道:“‘风霜凄 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但是.这毕竟是柳永的婉约雅词，细加体会，它或多或少仍然难以脱去柳永 独有的“俗”味.正如陈廷掉所识得的:“‘对萧萧暮雨洒江天’一章，情景兼到，骨韵俱高而有想佳人妆楼长望’之句.‘佳人妆楼，四宇连用，俗极!”(《白雨斋词话》)在《乐章集》中，这种临远阔秋景、想闺楼佳人，几乎成了相当一部分柳词的情景程式。刘扬忠先生的《唐宋词流派史》敏锐指出:柳永雅词，不同程度地带有“雅而不避俗”的特点.这种雅中带俗，显然受到北宋雅、俗交合之世风的薰染，反映出当时文人词

已有了将士大夫雅文化与都市俗文化兼蓄的审美倾向.

柳永词以艳为美、以俗为美，往往遭人管议.宋金元词话提及柳永的有30余则，大多贬斥其淫艳之俗.其实对于这一点，不能脱离当时的文化背景孤立地看待.整个宋词的通病就是“风云之气少，儿女之情多”.社会时尚崇尚阴柔之美，而且词为“艳科j情爱是词这种形式最宜表现的内容。当然.柳永的言情词难免有瑕疵，但这不在他的浅近理俗，而在于《乐章集》中有些词作带有色情味而流人格调低下的狠裹。周济曾不无遗憾，认为“香卿乐府 多，故恶滥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笔.则北宋高手也”.(《介存斋论词杂著》)所谓“恶滥可笑者”，当指柳永的艳情俗词。虽然柳永的俗词多与恶滥者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柳永俗词中一些狠衰俗滥之作.却也是因其未能“珍重下笔”所致.另外，婉约词之美的理想，当是艳而不腻、媚而不俗，而柳词的脂腻气太重，也不免为一失但是，这不是柳永俗词的主要方面柳永俗词的主要方面是:对新兴市民价值观的充分肯定.对情爱自由的坦然追求，对下层歌妓的真挚同情.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内容、心理状态和审美情趣，其中不乏对儒家道统的冲决，自然带有离经叛道的色彩，而这正是柳永俗词有别于传统.雅正”的积极的社会意义所在，也是其审美价值所在。

毋庸讳言.时柳永“从俗”的名声恶滥，文人雅士多哪视其“薄于操行”，但是柳永俗词的影响力却无法抗拒.在北宋太平无事、多冶游宴饮的社会风气下，歌妓们玉指纤纤面歌喉宛转，风流才子则饮宴达旦亦无厌怠.一方面是利用声色偏情，一方面则追求声色欢娱，二者相互拍合，面歌者与听者最能相得益彰的莫过于柳词。柳永俗词既合乎雅士们“应歌”的创作迫求，也投合了他们享乐的心理需求，因此出现了“阳讳其名而阴施其实.的心口不一的现象尽管讥评者、漫骂者不乏其人，而他们无形中都受到柳永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暗示，渐渐走向这条新的创作途径.⑤不仅二三等之流模仿柳七风味者不计其数.大盆俗词出现为其后续.而且从柳永到周邦彦的百余年间，大凡北宋词坛的重要词家.或扬或弃多染指其间。《四库全书提要》云:.词自晚唐五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此言着眼于柳词之俗与“白俗”之俗的相契合，深刻指出:如同白居易的浅俗诗风一变中唐诗歌，柳永俗词的意义在于使北宋词坛为之一变

注:

①沈松勘《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导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1 月版

②杨海明《论柳永词》，《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二辑 ③木斋《唐宋词流变熟京华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④曹志平《论柳永社会角色的多重内涵及其文化愈范》，《齐普学 刊》2000年4期

⑤见薛励若《宋词通论机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 (责任编择: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