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与落寞 - 浅谈张爱玲的人生与创作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论文

繁华与落寞

----浅谈张爱玲的人生与创作

张爱玲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故事家，其小说本身渗透出来的繁华与落寞，以及小说主人公个人命运的悲喜沉浮，极易与张爱玲个人的一生坎坷相映照，使人不自觉于心里郁结出一声冗长的哀叹，缠绵悱恻、经久不息。

纵观张爱玲的一生，可谓是一个大写的“不如意”，不管是幼时的家庭变故，亦或是成年之后的感情生活，于她来说，都不过是一张徒有希望的空头支票而已，繁华的只是企盼，落寞的却是人生。受个人成长经历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她对女性的现实地位、人生处境有着异于常人的清醒认识，“虽然在小说中把她的女主人公们刻画的聪明、美丽，甚至有点精明，但同时又为她们无一例外地设计好了悲惨的结局。她们无论如何折腾，始终逃不出社会、历史布下的陷阱。”①

一、繁华的背景 落寞的戏子

张爱玲出生于名门望族，祖辈的显赫阻挡不了父辈的没落，时代的大背景下，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只沦落为一个封建遗少，但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却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派女子，曾先后两次出洋留法，举手投足间，自带有一股新潮的洋气。所以，幼年的张爱玲眼中，母亲带给她的是一种新鲜和刺激，这令她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张爱玲曾说：“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的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简直等不及长大。”

她与自己的母亲一样，都是自恋的女人。“在童年的张爱玲看来，母亲、姑姑那一拨姐妹淘里，最优美、最有风情的女人，都是梳着爱司头的：华美的旗袍装、优雅的爱司头、闪闪发亮的大耳环、滴滴答答一路响过来的高跟鞋，女人的玲珑身段、霓裳鬓影一如口红吻痕印在心头，深艳而寒冽、繁茂而苍凉——这是小爱玲对女人最迷痴、最癫狂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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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学军，《女性旗帜的高扬》，《大众文艺》，2009年第16期，第71页。 张爱玲，《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第9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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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身旁的母亲成了她的参照物与描摹本。”①张爱玲对生命繁华、对物质追求的态度，也体现在《传奇》中被物欲和金钱所控制了的众多女性人物身上。

（一）物欲膨胀中的亲情凉薄

《沉香屑——第一炉香》写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个女性在物质的追求中自觉沉沦的故事。

当时，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尚且没有被战争波及，于是有着与内陆地区明显不同的独特风格。香港文化好似“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性地给搀糅在一起，一面是上层阶级刻意模仿英伦生活，一面又无法褪去殖民地式的东方色彩。”②张爱玲用她犀利独特的笔触“生动地描摹出那个时代不和谐的文化氛围。环境装饰与人物服饰有意无意地浓缩了时代风云。”③小说写葛薇龙初次拜访姑妈梁太太，看到的府邸是这样的：“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的边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地下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④色彩炫目的大杂烩景观下，还有活动其间的怪诞人物：“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袴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措施之一。然而薇龙和其他女孩子一样的爱时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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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古琉璃瓦”“翡翠鼻烟壶”“象牙观音像”“翠蓝竹布衫”“窄窄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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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方宣，《海上花 张爱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4月，第7页。 张鸿声、杨晓平，《都市洋场与张爱玲的<传奇>》，《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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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张爱玲小说的文化风格》，《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第33页。

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第2页。 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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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管”，这些中国元素夹杂在现代英美文化的大背景下，本身就于繁华中透着几许落寞，也预示了主人公追求物质繁华，最终走向落寞的悲剧命运。

葛薇龙为了得到接济完成学业，拜访自家绝交多年的富孀姑妈梁太太，这正好给了梁太太一个依靠年轻女孩保住自己社交地位的机会。于是，葛薇龙从第一天住进梁家，便被梁太太用满衣橱的新衣服迷惑住了，即使理性告诉葛薇龙这跟妓院里买进一个姑娘没什么区别，但是因为虚荣心作祟，“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①“她重新悄悄地说道：‘看看也好！’便微笑着入睡。”②自此，葛薇龙踏上了一条在繁华中沉沦、在落寞中自悼的人生旅程，小说的结尾，对比湾仔那些迫于生计的妓女，薇龙自我评价说：“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一句话，道尽了所有的悲哀和落寞：嫡亲的姑姑、心爱的丈夫，为了金钱，为了物欲，抛弃了本应拥有的亲情和爱情，“有无利用价值”是亲疏远近的唯一标准，繁华的物质背景下，演戏的人也有了一种戏剧化的人生。

与葛薇龙相比，张爱玲对物质享受的美好梦想破灭的更为殆尽。张爱玲年幼时，父母感情的破裂带给她巨大的心灵伤害，待到母亲黄逸梵二次留法，张爱玲的人生彻底跌入落寞的低谷，尤其是父亲的再婚，更是雪上加霜。在继母手下熬日子的岁月尤为艰辛，吃剩饭、穿剩衣，甚至惨遭虐待险些丧命，最终，1937年，17岁的张爱玲逃离了父亲家，第一次迎受生命的冷酷挑战。自此，她童年时对繁华美好生活的热烈期盼，终究被落寞的现实撕扯的七零八落，徒留一地落寞、悲伤和绝望。

与这种独特的成长经历有关，张爱玲惯会描写亲人之间为了物质欲望而情感凉薄的俗世人生。除了葛薇龙，还有《花凋》中的郑川嫦，自幼被姐姐们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欺负，终于等到姐姐们出嫁，生命中第一次有了对繁华美好的企盼，不幸身染重病久治不愈，可是亲身父母却吝啬金钱各有计较，不愿花钱为其治疗，最终对父母亲情绝望，抑郁而终。小说中，众人对物质的贪慕虽不像《沉香屑——第一炉香》那样赤裸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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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第17页。 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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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加掩饰，字里行间依然是重金钱轻亲情的，对亲情的凉薄，甚至比《沉香屑——第一炉香》更令人心寒。

（二）物质贪慕中的情感溃败

张爱玲的小说在书写男女爱情时，这爱情也往往因物质因素的压迫而变了味儿，于是演绎了一个个在物质贪慕中走向情感溃败的故事。

如《倾城之恋》写的是离过婚的白流苏与阔少范柳原在爱情追逐中的传奇故事。“‘倾城’之下，范柳原由‘渔色’变真情、白流苏由担心到放心，一步一个脚印，让人惊叹叫绝。”①女主人公白流苏从小生活在封建家庭的文化氛围中，封建礼法的种种不合理如同白公馆阴暗大宅中潮湿的空气一般弥漫在她身边。离婚七八年，反而被兄嫂逼着给前夫戴孝当寡妇，势力的兄嫂用光了流苏的钱就急急忙忙将她赶走，连亲生母亲都没有一句公道话，这一切都推着白流苏走向反叛的道路。七妹宝络的相亲宴上，流苏勾引了贵公子范柳原，搅黄了宝络的婚事，无关乎爱情，只是因为白公馆已然容不下她，她迫切地希望找到一个人嫁出去，给自己未来的生活寻找一个有力的经济保障。而范柳原“年纪轻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喝，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②这样一个放浪形骸的男子，偏偏看中了离异多年的白流苏，只因她是他眼中真正的中国女人，她的身上有其他西化后女子没有的内敛与隐忍。很多学者坚持范柳原对白流苏从一开始就有真的爱情，就是因为白流苏去港后他对她的一番细心安排。我不赞成这种观点。范柳原对白流苏，不过是源于一种原始的新鲜感，她有他从未见过的古典淑女气质，一番细心安排正如猎户捕猎，为的是她能够心甘情愿做他的情妇。久混情场的范柳原知道怎样讨女人欢心，无论是浅水湾附近墙边的谈心，还是日日相伴的游玩，甚至海滩上的欲擒故纵，都是男人捕获女人的手段，他希望她能拜倒在他的金钱和气度下，将真心交付于他任其把玩。但是，白流苏对待婚姻自有她的原则，这是一种典型的传统婚恋心理。在那个年代，更多的女性只能将依靠男人的施舍作为谋生手段，她们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和条件，必须依靠男性。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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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良骏，《张爱玲小说的巅峰与末路》，《南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83页。 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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