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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奇参教学“崇正道而屏异端”，“门下诸生沐化雨而蜚声者，殆指不胜”([38], p.405)；罗豫施教二十余年，“作文必令根抵六籍，以故弟子中登贤书、列黉序者不一”[41]；罗吉昭“设馆四十余年，善诱后进，从其门者游泮食饩百余人”[46]。罗氏族人培养出不少优秀学子，如罗奇英的门生中取得廪生资格的便有十余人，其中有两名甚至考中了进士。
罗奇英曾写过一篇《劝学箴》，规劝年轻学子重视学业，读书勤勉才能金榜题名：“学未精休怪试官之无情，文若佳自有朱衣之暗点”[47]，他明确地将“学”与科举考试联系在一起，要求族人多读圣贤六经，百家诸书，主要专攻“举子业”。罗氏宗族对科举的重视可见一斑，其不仅在族谱中专门表扬有功名的族人，还利用蒸尝支持文教，赈济士子，以“兴学校而作育人才，助单寒而显名科甲”[13]。
作为考试选官的科举制，在制度上连接了“政”与“教”，是“中国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主要途径”[44]，普通民众通过读书科考可以让自己跻身于“士”这一特权群体。张仲礼将这些获有功名的人统一称作绅士，作为“齐民之首”，绅士“所组成的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集团所受到的是不同于平民百姓的对待”([36], p.33-34)。而且，不仅绅士一人享有特权，绅士的家属也同样包括在特殊阶级之中，他们可以借助绅士的庇荫而获得异于平民的法律地位[48]。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一个宗族内出现多名绅士时，族众也为之沾沾自喜，因为功名不仅可以点缀门楣，彰显声望，还能实际地增长宗族在地方事务中的权力。
参考张仲礼的研究，清代的知县任期相当短暂，地方官很难熟悉本县。以永川县为例，乾隆年间总共有四十位知县，平均下来，一名知县任期不过一年半而已，若要计算清代所有永川县知县的平均任期，结果会更低，这一现状下，地方官要管理地方社会，必须借助绅士的力量。绅士在地方事务中往往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受命于官府或者协助官府办事，也可以提出倡议，寻求官府的支持([36], p.57)。罗氏族谱中，族人调节地方纠纷，组织修建基础设施，赈济灾民及热衷慈善的事例俯拾皆是：罗豫善于仲裁事务，“戚里有争讼者得其一言，立为永释”；罗鉴以公正闻名于乡野，邑中议修板桥，时人皆言工程浩大，非罗鉴不能服众，“于是诸领袖诣门恳请，公以年迈辞，众请益坚，公始领诺，历五载而桥成”[38] (p.418)；罗吉昭重修文昌宫，设立惜字会及恤生会，每年印制善书以警惕世人[49]；罗靖“奉诏输栗千石助官赈贷，朝廷立石以旌其义”[50]；遇有荒年，罗希素奉官方命令赈济百姓，“与同事捐资协办，设法给领有理有据，饥民赖以全活者不少”[51]，罗希祖亦“捐粟于里济饥”，“割地与人作塚”[46]……
宗族会将光宗耀祖的绅士记入家谱，确立他们在族内的模范地位。而这些拥有功名的宗族成员被推崇为族中领袖后，宗族建设活动便会蓬勃展开。譬如，清中期，罗奇英在考取举人后，潜心整理族中谱系，组织第一次族谱编修。而石阡府知府罗文思则倡议要修建宗祠，宗祠的形制根据罗文思的官秩而定，在松溉独树一帜。通过读书科考，罗氏族人还在地方建立起与士人交游的网络，《松溉罗氏族谱》收录不少达官显宦为罗氏一族撰写的序、行实录及祝寿文，侧面突显出罗氏宗族的显耀。正因为将族人所获得的功名，转化为了宗族自身的光彩，罗氏宗族在经历重建后，才能绵延不衰。科举制度将地方士绅、士绅背后的宗族及封建王朝上层意识形态整合在了一起。这一大背景下，宗族为了巩固地位，自然会为族人提供教育机会，“也许还培植私人关系，以及敦进学习风气，为的是尽可能让子孙获取功名”[52]。
罗氏宗族如此坚持耕读传家，是因为科举是时人走向上层阶级的通衢，而唯有重视文教才可牢牢地抓住科举进仕的机会，维持宗族的显赫。
4. 清季民初松溉罗氏宗族教育理念的转变
张仲礼曾如此评价科举制度：“官学和整个科举制度旨在迫使绅士以及谋取绅士地位的人沉湎于‘科举生涯’，将他们的思想导入以纲常名教为重点的官方思想渠道中去。再由接受灌输的绅士将这些儒学原则印入民众的头脑中，目的便是造就一个满足于清朝统治和现存社会结构的清平世界”。从长时段的考察来看，科举制无异是成功的，它发挥了“通上下”作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结构的稳定。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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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清，科举制度开始面临种种困境：学额制度及捐纳制度崩裂，科举入仕的道路拥塞不堪；刻板的八股文导致士人忽视对儒学经典的研读，儒学的教化作用削弱([36], p.221-222)；传统的科考内容受到质疑，以西学取士成为新的趋势。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着清末改革的进行，袁世凯、张之洞上奏请求停止科考，此后，科举制正式废除。“清末各项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就因为中国传统政教模式的确已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科举制日渐僵化，已无法发挥其完整的功用([44], p.172, 177)。然而，此时兴办的学堂尚未见大的成效，并无成熟的教育体制可以取而代之，科举制的废除几乎斩断了传统读书人出仕的前路。
历史转折面前，不同的人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有谙于守旧者，如刘大鹏，终生困顿于“耕读”的理想之中，以传统的士自居；也有积极进取者，如朱峙三，感受到局势变化之后，决然放弃科举而投考新式学堂。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历史的小小漩涡便足以影响其一生的走向，而在一个宗族内，即使传统的士绅退居幕后，也仍有顺应历史浪潮的新领导者出现，宗族根据社会情况调整自身以适应变局的能力让人瞩目。
以松溉罗氏宗族为例，族谱详细记载了族人罗章辅的生平，罗章辅又名罗廷修，他十七岁时听从父母的意见弃学从医。民国八年(1919)返回四川，担任各军顾问及盐亭县知事，兼征收筹饷等要务。族谱中收录了多篇庆祝罗廷修六十寿辰的文章，在祝寿文落款中读者可以见到刘文辉、邓锡侯及杨森等四川军政要人的名字。笔者暂以五修谱编撰时间民国十九年(1930)为参考，推测罗廷修的出生日期。至少在1930年时，罗廷修已年满六十，那么其出生年份不可能晚于1870年。因此，起码在1887年，罗廷修便已放弃科考，改行从医，这距离科举制度废除尚有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民初，罗廷修更是积极地参与到地方政治中。相较于沉浸在科举中的传统士人，罗廷修无疑抢占了时代先机，与其同辈份的罗章印、罗章恒等人尽管取得了贡生资格，但其族中地位却远不及罗廷修。有自身前车之鉴，罗廷修要求子嗣皆接受良好的新式教育，其长子由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次子留学巴黎及比利时，幺子则毕业于吉林高等警官学校，最后皆在军政机关工作[53]。作为族中的佼佼者，罗廷修回到四川后自然地承担起宗族建设的责任，民国十九年，罗廷修组织编修了松溉罗氏五修谱。
罗廷修的成功在宗族内是一个典型，科举制度废除后，罗氏宗族耕读传家的道路已经断绝，族人必须选择新的人生方向。部分族人的出路变成了在各中小学校担任教员，还有些族人则到军队及政府部门任职。有传统功名的士绅也作出相应选择，如增贡生罗安慧重新就读法政学校，最后出任五福镇高小学校校长[54]。光绪葵巳科举人罗泰莹则到隆昌教育会中学当国文老师，罗泰莹对于自己考取举人却未能捐纳出仕一事也感到过惋惜：“公车北上不第，同邑京官聂兴圻劝莹以千二百金捐中书，莹不欲仕，以进士自期，同年有捐者，一年即为府经历署松滋，是莹忠厚无用也”[55]。然而他并未消极应对，到民国时期，罗泰莹的思想不再拘泥于传统，他显然接触到富国强民的思想，坦言：“商战为裕国之基，男多则各授以职，学校为培才之地，女权有渐发之资”[56]。
认识到局势的不可逆转，松溉罗氏宗族的传家理念发生了变化，“耕读”不再是最优选择，族长罗贵恒及族中领袖罗范先感慨道：“因思吾族自楚迁蜀历有年所，枝繁叶茂，椒衍瓜绵，若仅以耕读传家而不教以各种职业，恐乌衣巷口徒见夕阳，王谢堂前难留去燕也”[57]。罗氏富顺支系的家训中则写到：“男女年届学龄均要就学，使其具有国民常识，日后方能独立谋生”[58]。宗族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接受了“学龄”的概念。作为一个近代词汇，“学龄”概念与中国近代义务教育、国民教育理念的传入休戚与共[59]。适龄儿童均应入学，培养国民常识及独立谋生能力成为族人“就学”目的。
既然耕读传家已不再适用，要改善“时异世变，族众散处四方”的现状，罗氏宗族需要寻求新的思想将族人凝聚到一起。民国十九年(1930)，罗氏宗族在松溉总祠内召开族务会议，决定兴办一所职业学校。这所职业学校的序言如此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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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云，无财非贫，无业为贫。富兰克林曰，人能知一职业既有一产业。余读外史至此，喟然叹曰，旨哉二人之言也，养职业为富强基础，泰西各国咸注重之。凡对于制造工艺一端，必设专科学校，有发明新法者，政府许其专利，复加以优奖，故技艺精巧，人民殷富，为全球显特色，历史发荣光，效果之收，利益之大，殊今人不可思议者。中国于亚东地面为最古最大之国，然所重者惟农，至于工商，往往鄙弃而膜视之。觉罗末叶，虽变法建设学堂，而于职业专门之教授仍属晨星落落，其他实业各所亦皆虚有其名，与饩笔无异。民国开幕迄今廿年，职业虽云提倡，犹未普及，故游民无业者比比皆是，奈之何？不贫且盗也。呜呼，吾对于五千年文明中国敢直言曰贫国，对于四百兆同胞民众敢直言贫民。国既贫，何以治？民即贫，何以安？不治则亡，不安则乱，亡且乱则必演成印度、波澜之惨剧。而后已范先等每见无视者不入于盗匪，即流为乞丐，推原其故由地方无实业学校之所致[57]。
这篇序言明显区别于罗奇英旁征博引的《劝学箴》，它并未引用中国传统的儒学典籍，反而借用孟德斯鸠及富兰克林的言论，提出“养职业为富强基础”的见解，开始质疑以往“重农轻商”的传统，还反问“国既贫，何以治”，与此前小政府需要“藏富于民”的观念相悖。罗氏宗族认为晚清政府对于职业学校的建设远远不够，振兴实业也是虚有其名。而国民要得以安定，必要获取一门技艺以谋生存。如此局势下，再以“读”或是“耕”作为安家立命之本，无疑行不通。到了民国，职业教育仍旧不够普及，许多无业游民变为盗匪，或是流落为乞丐。要改善这一现象，当务之急便是兴办职业学校。
经过永川县政府及江津县政府备案，罗氏族立职业学校正式开办，这所学校位于松溉罗氏总祠内，以“培植家族人材，推广社会教育，提倡实业”为宗旨，经费从位于永川、江津两县的祠产下划拨。罗氏宗族还成立了专门的校董会对这所学校进行管理，由罗氏现任两位族长担任当然董事，出任校董会副主任及学校庶务，各支房长推选董事十三名，并从中选举校董会正主任。是否热心教育，是否具有中校以上学历或丰富的教学经验是推选董事的标准[60]。
通过选举，族立职业学校校长一职由罗中陵担任，他于光绪丙午年(1906)从川东师范学校毕业，曾任江津县中学校斋务主任，有多年从事教育事业的经验[61]。族长罗贵恒则担任校董会副主任，罗泰莹曾提到这位年轻族长：“屡中商场之亿，陶朱之富，三致千金，倚(猗)顿之兴，一本万利，官山府海，比美增华，此商战之能鏖而埙箎可迭奏也”。罗泰莹化用“亿则屡中”一词说明罗贵恒在商场上的洞察力，又引用陶朱、猗顿的典故突出其经商有道。最后，罗泰莹还夸赞罗贵恒：“宗族与乡党交称，则族权符三民之义”，遣词造句相当迎合时代政治语境[62]。从校董名单来看，此次推选出的人物在族中多有声望，前文提到的罗廷修也赫然在列。世殊时异，族内的传统士绅逐渐退居幕后，族中领袖已多是作风趋新者。
既然是为了培育职业人才，罗氏族立学校的教学内容必然不同于普通学校，除了照章开设文化课外，还添设了裁剪、缝纫、制造牙粉及胰皂等课程。罗氏宗族的宏图并不止步于办学，如果族立学校成绩可观，他们还要“添筹经费，推办工厂”[63]。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1938年10月，在当地宗族的欢迎下，新运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在松溉开设纺织实验区，不久之后，与松溉毗连的江津白沙也建设起新运纺织厂。此项实业规模可观，在抗战结束后移交四川省政府办理。笔者在松溉访谈时，仍有当地的老人提到罗氏族立职业学校为新生活运动纺织实验区提供了大量人才。这些学习过职业技能的族人应该感谢族中领袖的眼光，宗族的选择让他们在社会动乱时仍能获取到良好的就业机会。
到了民国时期，罗氏宗族的教育理念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科举制度废除前，“耕读”是罗氏家族维持显赫的重要手段。“读”与科举出仕直接挂钩，这意味着族人通过教育可以径直走向康庄大道，“科举”就是许多传统士人的事业，而“读”则是他们的谋生方式。科举停废，攻读“举子业”既成绝路，罗氏宗族便干脆利落地放弃了“耕读”家训，强调国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开办职业学校也并不是终点，罗氏宗族提出的长远之计是开办工厂，发展实业，此处“商道”已凌驾于“耕读”。这种“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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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改变，不过反映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已”[52] (p.404)，其背后的根源还是中国“由教及政”的传统已经断裂。
清季民初是多事之秋，稳固而适应良好的地方宗族是一柄结实的保护伞，松溉罗氏宗族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宗族内部最初只有部分族人认清局势，寻找到“耕读”以外的出路。而当这些趋新者在宗族内处于领袖地位时，宗族整体理念也随之改变。该宗族顺应社会新潮，引导族众选择更合时宜的人生道路，宗族与族众由此展开良性互动。当然，并不是所有地方宗族都能充当缓震装置，国家权力的扩张使宗族社会面临崩解的危机，如何进行调适，是所有地方宗族要思考的难题。
教育模式的变化绝非松溉罗氏宗族仅有，创建族立国民学校，要求族中适龄儿童入学的事例常见于各类族谱、地方档案及期刊报纸。湖南湘乡刘氏宗族于光绪壬午年起开办义学，培养族内贫困学子。但“自科举废而学校兴”，“门第”、“世家”难显荣耀，“维时风气一变，竞尚新学”，觉察到此趋势的刘氏宗族决定“遵章开办学校”。由于祠屋场地限制，刘氏族人另择地方成立城江刘氏纪纲高初两等小学校，将公田租谷作为办学经费，学校主要教授儿童国民生活所需知识技能，培育儿童国民道德。在《改建学校记》一文中，刘氏族人畅谈国民教育与健全人格，感叹“我身既为国民，其资格何等高贵”[64]。江西婺源《双杉王氏支谱》亦提到“自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新文化之思潮蓬勃滋生”，尽管因交通阻塞，该地新思潮传入较慢，但王氏宗族认为开办国民学校乃大势所趋，族人商议创办族立学堂，为合规范，后又更名为王氏族立初级小学校，学校选址为双杉书院及太妣祠[65]。与上述宗族相同，陕西临榆田氏宗族亦捐资建立四所私立初级小学校以接收族内贫寒子弟，其中一所选址为田氏姑妇节孝祠。田氏宗族亦声称办校宗旨在于施行国民根本教育及培养学生国民意识，这套话语可谓老生常谈，昭示出官方意识形态的力量[66]。
各宗族撤改旧式私塾及义学，向政府备案后新建国民学校已成定式，这类学校分散于各城镇乡野中，数量蔚然可观。民国基层社会呈现“国进民退”的趋势，政府大力清算民间公产，宣扬国民意识及基础教育。类似于“庙产兴学”，响应国家政策号召，祠堂、公屋被改建为学校，祠产公田被征用为办学经费，这是宗族对扩张的国家权力的妥协，也是其保留部分自治权力的选择。
5. 余论
科举制废除后，传统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为了长远的发展，宗族不得不做出调适。就笔者看来，松溉罗氏宗族的转变是成功的，这一成功不仅体现在其契合时代主流的教育理念中，还体现在其宗族势力的维系上。即使到了民国十九年(1930)，罗氏宗族仍相当富有生命力，族务会议依旧代表着权威，族内事务的执行也有条不紊。取代科举中式士子，罗氏族谱中开始出现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等校的毕业生。并且罗氏宗族从未退出基层政治的舞台，其族人分布于各军政机关及教育单位，与地方势力来往密切，即使是在祠堂所在地松溉，也有族人担任市政办事处主任([54], p.189-196)。
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域的宗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际遇。有的宗族发挥着控产组织的作用，而有的宗族并无雄伟的祠堂，也没有积累族产。杜赞奇研究华北乡村时曾提到，国家政权扩张对宗族权力结构造成很大影响，宗族难以发挥传统的政治作用，以宗族划分为基础的乡村政治体制开始崩溃[67]。而科大卫却如此描述华南宗族：“他们联合创造出来的图景，有古老的，也有现代的，面对这变化过程，一种看法可以是，宗族形式改变，实质未变，控制土地的宗族，依旧运作如常，依旧力量强大，但这些宗族开始说起另一套语言来了”。科大卫还点出中国宗族正遇到挑战：“即使没有(社会革命，家庭革命)这些极端激进的理论，宗族社会已经遭受致命一击，这致命一击，来自‘国民’这个概念及随之而来的20世纪民族主义”([52], p.404)。相较于杜赞奇笔下的华北宗族，松溉罗氏的情况更接近科大卫的论述，罗氏宗族仍然具有代表族众对“上”发声的权力。但与华南宗族不同，松溉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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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地处内陆西南城镇，思想传播速度远不及沿海，起码在民国十九年(1930)前，族众对于宗族的反叛很有限。且不论宗族这一传统社会组织能否容于民族国家，至少在松溉这一隅，罗氏宗族仍在为族中子弟提供适宜的教育资源及生存机会。
显然，松溉罗氏宗族所奉行的教育理念及模式并非个例，民国之前，传统族学的兴盛毋庸置疑，民国时期，在国家清算公产及推行国民教育的背景下，宗族开办国民学校或职业学校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该宗族特别之处在于族谱完整记录了转变的过程，从科举世家到现代国民教育的拥趸，松溉罗氏宗族的变化轨迹具有学术参考价值。
傅衣凌曾评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多元结构，在这里，各类社会形态可以并存[68]。而作为民间社会的基本组织，宗族又“蕴涵了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机制”([14], p.208)。讨论清季民初宗族理念及行为的转变，有助于分析民间社会或其他基层组织自我调适的机制。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松溉罗氏宗族只是一块小小的碎片，要“以碎立通”关照民国宗族的嬗变，仍需更广泛地搜罗材料及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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