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的速度下降。”
据介绍，人类发展指数将居民收入、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基本需求作为人类发展的衡量尺度。综合评定一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的三个因素分别为：人的期望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中小学的入学率；以平均购买力计算的生活水平。
规范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自2003年开始试点以来,快速推进，今年将实现基本覆盖的目标,令人欣喜，但又不免让人担心：太快可能会隐藏某些风险因素（包括这个制度自身的以及外部条件），从而使其稳固性不够。清醒地认识和分析这些因素，采取适当防范措施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认为，至少在以下3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
第一，要恰当地把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性质。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的自治组织，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府筹资额度占80％，是政府直接管理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保障农村的稳定及和谐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在城乡二元化的基本格局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条件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在筹资水平、医疗消费习惯与水平、面对的服务系统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因而，不能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成一种由政府资助的团体商业医疗保险（据我调查，有少数地方的做法实质上就是如此）；也不宜匆忙地把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整合在一起而挤占支付能力较低的农村居民的利益。 第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身的规范与完善。这个方面涉及4个议题。
1、管理体制的确立和管理能力的建设。管理体制上目前各地大致有3种形式：一是由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二是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局主管，或新组建的一个独立机构（直接隶属于地方政府）来管理；三是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管理。后两者目前的比例很小。这里主要涉及是由第三方（如社保部门）来管理,还是卫生部门“一手托两家”（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争
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是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许多事情看得不那么清楚。我认为，短期内不要匆忙改变各自的管理体制现状，可以通过观察、对比和总结，在适当的时候再出台政策，明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性质和管理体制等问题，从而免去许多不必要的摩擦。 现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素质也有待提高。从长远看，需要建立专门的培养项目，源源不断地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输送管理人才。管理能力的建设也包括管理手段的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完善，是保证其高效日常运行的重要工具。
２、建立稳定的筹资增长机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5年之中翻两番，这种增长势头令人兴奋。但是，这种增加还带有明显的人治痕迹，稳定的筹资增长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缺少了这一点，作为一种保障制度的保障功能就无法稳定地得以发挥。因此，根据医疗费用、政府财政收入、农民收入的增长等因素，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增长的模式是一项亟待完成的工作。
３、科学有效地使用不断增加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使农民尽可能多地受益。目前农民总体上的受益水平还不算高（2007年才近31%），这一方面是受筹资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与科学地制定补偿方案有关。由于未能准确地测量农民疾病的风险，或不懂得如何科学地制定补偿方案，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结余过多或超支的现象在不少地方存在。在筹资水平很低的时候，主要分担农民较大的疾病风险，特别强调以“补大（住院）为主”是适当的。但随着筹资水平不断提高，就需要适当强调“补小（门诊）”的问题，即要不断增加对门诊补偿的基金数量，以扩大参合农民的受益面。
４、继续加强督导与评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几年来能够快速地顺利推进，也得益于有组织地、严密地督导和评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尚未进入稳定的常态运行阶段，这类督导和评估活动不应减弱。
第三，不断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外部的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局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医院/卫生院）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可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医疗服务供给者行为的规范状况及医疗费用合理控制的状况，基本决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状况和农民的受益状况。对医院行为的规范和控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直接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需要同医疗救助制度相衔接。若两种制度不能实现紧密衔接，贫困农民肯定会较少地利用卫生服务。事实上，至今还有不少地方存在这一问题。研究并提出有效的衔接方式，保证贫困农民公平地享受基本医疗服务，也是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任务。 （作者为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原题：巩固?规范?完善） 市级新农合办的几点问题 一、经费问题
新农合工作是一项社会事业性工作，服务对象都是在农村。每年的宣传筹资、检查指导、入户随访、相关的表格等都需大笔的经费，虽然政府每年都核拨一定工作经费，但还远远不够，所以请求上级有关部门加大对新农合的的投入，解决新农合实际困难问题。 二、编制问题
实行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党和政府对农民的一项惠民政策，服务对象是广大农民群众。目前，我市共有17万农民，参合农民就有14万多，而市合管办只有4个事业编制，乡级经办机构无人员编制，工作人员是从乡政府或卫生院抽调，成了服务对象多，服务人员少的情况，所以给新农合的监管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三、经办机构人员身份问题
市级新农合经办机构是一个综合管理机构，市合管办不仅每月要下乡检查指导、入户随访20个工作日以上，而且还负责每年一次的宣传筹资工作和实施方案的拟定工作；再次，
市合管办每月还要对各医疗机构的医疗审核和财务的审核、复核、报批、资金下拨等事务；另外，市合管办还要负责市外转诊和审批、及一切日常事务工作，还自己创办新农合的工作简报。所以需要财务、审核、计算机管理、综合管理等多个种类的人员。现市合管办只有4个人编制，要做好本市新农合工作实为困难。
就拿我市的情况来说：市新农合办人员属事业人员，而且都无职称，平均工资为1200元左右，最长工龄达13年，而公务员工资平均在3500元左右，这两者差距实为太大；乡级经办机构也存在很大问题，我市目前乡级经办机构也大都是乡级卫生院兼职或由卫生院抽调至乡合管办，这就形成了“具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局面。
目前，州编办出台了相关政策：各县市成立县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为市卫生局下属的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所以新农合工作人员身份为事业人员，参加卫生系列的职称晋升，这将影响到新农合办财务、信息管理、综合管理等此类非卫生系列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问题。
中国医疗卫生政策经历多次调整
改革开放后我国医疗卫生政策多次调整，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宏观形势、政策逻辑和配套等的直接影响。其中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更多地思索。理性的展望未来必先取决于能否客观地理清我们当下的历史位置。 上世纪80年代初至2002年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企业改革和农村公社解体使传统的企业自保和人民公社合作医疗 体制失去了基础。在随之开始的城市体制改革中，1985年城市卫生机构改革，总体上希望改变政府办医院的状态，“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并实行内部奖励机制。几年后，医院在财政拨款比例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得到了“不给钱，给政策”，这个政策实质上就是各类承包制，大家也希望“一包就灵”。
整个上世纪90年代，为遏止高涨的医疗费用同时配套国有企业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变化的核心是城镇职工保险制度的建立。随着1994年开始的“两江”(指江苏镇江、江西九江)试点，“两江”试点一个初衷是希望劳动部解决医疗保险筹资问题，希望卫生部解决所筹集资金的合理使用问题。随着试点深入，大家意识到必须解决医院如何使用保险资金的问题，这就需要对卫生管理机构、医院进行体制改革。
于是1997年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下称“40条”)和《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其目标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遵循卫生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逐步建立起宏观调控有力、微观运行富有生机的新机制。
思路重点在于：逐步建立国家、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三方合理负担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卫生行政部门转变职能加强行业管理、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卫生资源、积极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制定卫生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标准，规范财政对卫生机构的投入，医疗收支和药品收支实行分开核算、分别管理，加强农村卫生等。
不过在之后的几年里，除了2000年左右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外，其余多数改革动作进度不快或缺乏进展，如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的前提——专家对医疗机构的评审制度没有进一步落实、社区卫生服务到2006年才有具体指导意见和配套文件、2003年才开始新的农村合作医疗运作(下称“新农合”)、卫生行政部门转换职能更是不易、医疗收支和药品收支也很少做到分开核算等。
200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其后又有9个配套文件，核心是“医疗、医保、医药”三项改革。强调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卫生行政部门转变职能，政事分开，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转变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规范财政补助范围和方式，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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