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国粮食产量约55%的增长归因于种植面积的扩张”，而根本不是如陈志武所讲的那样归因于这三种美洲作物。这一错误也是惊人的。
“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吗？答案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地方志中记录的只是玉米种植的“有、无”问题，而并没有记录它的种植面积与产量，任何计量方法都无法仅根据“有、无”来准确计算出玉米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那么以玉米、番薯、土豆为代表的美洲作物对清朝中国人口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由于清朝没有各项粮食作物的产量统计，无法进行估计，但好在有民国初年的相应统计。1914-1918年，玉米与薯类（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国本土的芋头等在内）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7.2%，两者合计的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约为7.67%；1920年代，玉米、番薯包括中国本土的各种芋类在内的产量合计也只占全国粮食产量的9%。
由于自清中期直到20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间，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在稳定、快速增长，因此越往前推，这一比例只会更低，据吴慧估计，清中期（乾隆末嘉庆年间）这两种作物的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而且可能偏高。即使假定玉米、番薯、土豆全部（实际只有部分）作为人的食物，那么它们对中国人口的增长作用也极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因此美洲作物对清朝人口巨量增长并突破2亿、3亿直至4亿的作用并不重要，养活中国数亿人口的仍然是传统作物。实际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类的种植面积也不到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20%。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长与数量甚至经济发展都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甚至称所谓的“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断。
我并不反对历史量化研究，事实上我的博士论文（主题为明清人口）以及《中国人口史》（第六卷）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计量。但量化研究有几个必要的前提：背景要掌握得全面深入，数据的局限性要清楚明白，来源要可靠无误，这对于中国传统时代的研究尤其重要。明代的官方黄册中有大量超过100岁甚至200岁高龄的“人”，清代的“丁”有三种不同的计量单位与涵义，明清耕地“亩”与实际面积相去甚远……如果不加辨析就对它们进行计量研究，只怕方法越复杂艰深，结论就会偏离事实越远，这样的量化研究岂非与研究求真的初衷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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