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中的一大美德，并给予它一个价值性的名称：实用主义，意即当原则不能起作用时牺牲一点原则，以取得一些能产生实效的东西”。阿克顿勋爵说过，“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如果不是其全部的话。”政治需要妥协，反腐也不例外。在这种僵持局面下，与其坐视反腐良机错过，不如双方各退一步，与民众而言，划定一个时间界限，在此之内的贪污受贿行为，只要当事人如实交代并将赃款如数上交，就不予追究。与官员而言，认可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并保证以后不再贪污。双方以妥协的方式达成某种社会契约，最终换来政治的进步。
三、救赎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呼吁了20年迟迟未有突破，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一个沉重的尴尬。这只能说明，我党高层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慎重，既要破除官员的抵触心理又要避免社会动荡。
早在2007年，中央纪委就曾经开过一个口子， 6月9日，中央纪委出台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规定：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违纪。之后，各个地方都有所行动，转摘两个文件如下：江西省工商局规定：对主动说明问题的，按照《规定》，可考虑从宽处理。江苏省水利厅规定：干部本人填写《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自查自纠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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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党组织签署意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记入干部廉政档案。对于这道生门，从公开的信息看，应者寥寥。不奇怪，龚建平是前车之鉴。十年前，中国足球被许多人恨着，假球、黑哨是人们对于足球的普遍共识。2001年12月11日，对球场腐败忍无可忍的吉利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退出中国足坛，李书福当场发炮：一场球要100万、200万的行贿，由此引发了中国足坛第一次来势汹汹的打黑风暴，俱乐部、足协纷纷表态要严整腐败。在此大背景下，龚建平向绿城俱乐部写了《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署名：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并随信退回4万元。2003年3月，龚建平作为当时鼓励裁判自发承认错误时惟一一个站出来反省自己的人，成为了唯一一个被法律制裁的 “问题裁判”，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为第一轮打黑风暴画上了句号。2004年7月，龚建平因并发性肺炎停止呼吸，年仅44岁。原定200人参加的追悼会，实际到场的却超过了1000人，不少球迷自发赶到，失声痛哭。哭龚建平，因为一个尚有良知的裁判走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多少人大松口气，举杯相庆。哭足球，因为斯人已去腐败未除，黑哨依旧问题更多，中国足球半截入土奄奄一息。这哭声啊，混淆了生与死的区别，使活着的足球死了，使死了的龚建平活了。这哭声，模糊了是与非的边界，迷惑着罪与罚该在哪里开始，又该在哪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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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建平案作为足球领域的社会性腐败治理的一个败笔，成为国人的历史记忆，再次深化了对自我反省的恐惧，怕了引蛇出洞，怕了阳谋，所以中纪委打开的生门少人走，是情有可原的。“可考虑从宽处理”，怎么从宽语焉不详；“不算违纪”，那算不算违法，算不算犯罪，无从知晓；由党组织签署意见计入档案，坐实后没有回头路可走。一道生门由此演变成生死门，没有人知道走下去推开的是哪扇门，生与死，罪与罚成为一个赌盘。
故个人之自新，需要整体之维新。维新，先破，后立。赦免官员原罪是破，制定完善周密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是立。依我之见，可按以下三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制定官员财产申报法，同时明确规定缓查制度。设立一个期限，一年或者两年。在这个期限之前，让官员申报所有财产。只要申报而且属实，就不查它的来源，算是合法财产。现在，说不清楚来源的财产，很多官员都有，这已经是历史形成的事实，我们必须面对。从表面看，这是给那些官员一次赦免“原罪”的机会，但实际上，对那些有大量灰色财产的官员来说，也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如果你隐瞒不申报，那要冒很大的被查处的风险；但是如果你的灰色财产收入很大，几千万几亿的财产，你敢申报吗？老百姓会怎么看？你周围的官员会怎么看！我们可以在制度里给这些官员设计一个出路，比如说建立一个专项基金，这些官员可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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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匿名的方式把自己“多余”的资产捐出去。其实从人生的角度来说，这对他们也是一个解脱。当然，这个申报一定要公开，不能是内部申报，那样会徒有虚名。只有向社会公开，感兴趣的老百姓都可以去查，才有真实意义。现在有网络，这实现起来很方便。
第二步，集中时间对国家的反腐败力量进行整合。现在反腐败的机构有纪委监察部门，还有检察系统的反贪、反渎部门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国务院还成立了预防腐败局。反腐败的力量太分散，不利于提高效率，而且还存在法治的问题。例如，纪检人员在法制的框架外查办案件，虽然也能反腐败，但也有弊端，他们采取的一些侦查措施没有法律依据。我建议把现有的纪检监察部门、反贪反渎部门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整合起来，成立廉政总署。同时各地建立分支机构，每个省成立廉政公署或分署。用一年时间，把原来的机构人员进行调整。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直接向全国人大负责，或者直接向国家主席负责，都可以。这样一套直接由中央垂直领导的体制，可以认真坚决地反腐败。监督权力如果没有一个垂直的影响力、控制力甚至是惩戒力，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对官员的财产申报将产生巨大推动力：此时你不申报，以后就没人保护你了。我想会有很多人如实申报，并将多余的财产捐出来。国家也会因此有一笔很大的收入，可以用于扶贫或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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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核查官员财产申报情况，集中力量查办今后发生的腐败案件。现在的反贪工作任务繁重，但主要是以前的腐败，十年前的，甚至二十年前的，这是很重的负担。我们以此为契机，重点查办今天的腐败案件，可以提高侦查的效率，提高打击官员腐败的效率。这大概也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当然，在这个背后，最关键的一点，是高层领导的政治决心。这种做法从某方面来说确实会损害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并使“政府”担上保护坏人的恶名，但是可以让我们放弃过去的腐败包袱，集中力量打击今天的腐败，预防明天的腐败。对待不同声音的民意，可以通过学者呼吁，媒体传播，把道理分析得更清楚、透彻。百姓的反腐败呼声可以为反腐败提供压力和动力，可以为反腐败营造环境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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