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洗万古凡马空
——浅析苏轼对宋词艺术的拓展
苏轼是一位豪放不羁的天才文人,他对散文、诗、词的艺术作了多方面的拓展,其词尤能别开生面,成一代之伟观,对宋词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前无古人的杰出贡献。
首先,开创了豪放的词风。使豪放词能与婉约词分庭抗礼,并行不悖。 词之初起,以婉约为主,如中唐文人尝试之作,历晚唐五代之《花间》、《尊前》词风,至北宋晏欧小令,直至柳永长调,莫不以婉转流丽、温柔绮丽见长,柳词可为其最高代表。苏东坡涉足词坛,即以抗衡柳永为己任,他曾说己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沾沾自喜,他又曾批评弟子秦观学柳词,最著名的当然是这样一则故事:“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如何?’对曰:‘柳郎中词, 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柳、苏词风之差异,由此可见。首先举苏东坡豪放词的代表作为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此词作于东坡被贬居黄州时期,借怀古而慨今,横放杰出,不可一世。金人元好问说:“东坡《赤壁词》殆戏以周郎自况也,词才百许字,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宜其为乐府绝唱。”清代人黄苏《蓼园词选》对此词内容的分析十分具体精到:“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开口‘大江东去’二句,浪淘人物,是自己与周郎俱在内也。‘故垒’句至次阙 ‘灰飞烟灭’句,俱就赤壁写周郎之事。 ‘故国’三句,是就周郎折到自己。 ‘人生似梦’二句,总结以应起二句。总而言之,题是赤壁,心实为已而发。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主于宾。是主是宾,离奇变幻,细思方得其主意处。不可但诵其词,而不知其命意所在也。”这首著名的怀古词,无论是对山川景物、环境气氛的描写,还是对古代英雄人物
周瑜的追怀,均大气磅礴,慷慨激昂,当词中把历史感与现实感相结合,重在抒发自己壮志难酬、老大蹉跎之时,则变得感慨深沉,有英雄失路之悲。余陛云说此词“临风酹酒,俯仰兴亡,是何等气概”,正道出本词的豪放本色。 再如他的《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云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此词也作于东坡被贬黄州期间,东坡友人朱寿昌时任鄂州知州,与东坡交谊颇厚,时有馈问,这首词就是寄赠给朱寿昌的。词的上片描绘鄂州景观,笔势豪纵,气象万千,上片末点出二人与长江的关系:长江从蜀地西来,朱曾在蜀中的阆州为知州,政绩颇佳,苏为蜀人,场怀归思。下片重点对鄂州著名历史人物祢衡之死表示同情,对迫害祢衡的曹操、黄祖诸人表示轻蔑。词末劝朱超然于政治风浪之外,写出足以追配昔贤的好诗词来,是勉人,同时也是自励。全词无论是写江汉的美丽景色,还是写对祢衡的同情,无不放笔直书,慷慨激昂。其实,写祢衡显然是自寓,能将古今打成一片,在词中亦为创获。
再如作于黄州期间的《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皆为豪放词杰作。清末著名词人郑文焯评前词云:“健句入词,更奇峰郁起,此境匪稼轩所能梦到。不饰雕凿,字字苍寒,如空言霜干,天风吹堕颇离地上,铿然作碎玉声。”评后词云:“此等句法,使作者稍稍矜才使气,便入粗豪一派,妙能写景中人,用生出无限情思。”作于由黄州量移汝州时的《满庭芳》(“蜗角虚名”)、作于元祐六年(1091年)由杭州知州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将离杭赴京时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均为豪放名作,举后一首为例: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
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它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参寥子即宋代诗僧道潜,是苏轼生死相依的至交。此词情、景、理融合无间,而以情为主,王水照先生概括其情为:“有人生迍邅的悒郁,有兴会高昂的豪宕,更有了悟后的闲逸旷远”,说得相当准确。郑文焯更对此词作了尽情的礼赞:“突兀雪山,卷地而来,真似钱塘江上看潮时,添得此老胸中数万甲兵,是何气象雄且杰!妙在一字豪宕,无一语险怪,又出以闲逸感喟之情,所谓骨重神寒,不食人间烟火气者。此境至此,观止矣。云锦成章,天衣无缝,是作从至情流出,不假熨帖之工。”此似有过誉之嫌。
苏轼的豪放词,一方面对传为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敦煌民间词、宋初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等悲壮豪迈的词风有所继承,故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另一方面,东坡又以其雄才大力,自铸伟词,在内容、语言、手法、意境方面,均有重大创获,使词能在婉约的传统之外,另辟新境,其功至伟。明人张綖将词明确的分为二派云:“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之谓耳。”明人徐师曾亦云:“论其词,则有婉约者,豪放者。”以苏轼为豪放派开山,乃时人及后人赏识。
当然,东坡词并非一味豪放,他也有许多写女性、咏爱情的词沿用的仍然是婉约的传统路数,故其风格有多样化的特点,我们前举苏词内容的第一类即多为婉约词,再举其名作一首为例: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此词为次韵之作,表面上咏杨花,实咏闺中相思。故沈谦《填词杂说》评价此词“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前人多认为这首和作高于章质夫原作,宋人朱弁《曲洧旧闻》卷五曰“章楶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其命意用事,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晁叔用云:‘东坡如毛嫱西施,净洗却面,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耶?”张炎《词源》则说:“东坡次章质夫杨花水龙吟韵,机锋相摩,起句便合让东坡出一头地,后片愈出愈奇,真是压倒今古。”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至于其风格,张炎评为“清丽舒徐,高出人表”。足见东坡词也有婉约一面,此外东坡也不乏超旷之作,因此,可以说苏词是以好豪放为主而又兼有多样化风格的。
其次,以诗为词,丰富了词的表达技巧。
以诗为词,指将作诗的手法、技巧等引入词中,说苏轼“以诗为词”,本应该是对苏轼的“微词”,且起于苏门弟子。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常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无咎即晁补之,文潜即张耒,少游即秦观,三人都是“苏门四学士”中的人物。秦观之诗阳刚之气不足,金人元好问讥讽他说:“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晁、张说“少游诗似小词”,是说秦观诗过软;说乃师东坡之词“似诗”,则是谦其词过“硬”,显然有规讽之意。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说德更为明白:“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受上述观点影响,南北宋之交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更批评苏词为“句读不葺之诗”,即认为苏轼的词只不过将诗改成了句式长短不整齐的样子,并非词之本色。
当然,宋代也有为苏轼辩护的。南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曰:“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沿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又曰:“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谓东坡移诗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妄可笑,亦毋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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