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反腐败的力度正逐步加大，可在群众眼里还是觉得力度不够，对腐败行为怨声载道、深恶痛绝。腐败官员前“腐”后继，固然与官员个人欲望有关，但反腐败过程中的措施不力也难逃脱干系。中国应该怎样反腐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基于自己的认识，我谈一下对反腐败的看法。
1、反腐败，要力保政令畅通 这看来是一句废话，但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政令不畅是制约我国反腐败效果的突出问题。在反腐败上我们并不缺少机构，党政的有纪检委、监察室、公安局，司法的有法院、检察院、反贪局，接受群众监督的有信访局、举报中心；我们也不缺少基本的法律法规条令，党纪国法白纸黑字摆着，甚至有些部门还出台了“禁令”、“规定”。
规矩定了，机构有了，反腐败看似水到渠成；可是国法政令不能有效畅通，得不到有效实施，却成了反腐败的一大硬伤。保证政令畅通施行，反腐部门各尽其责，是反腐败能够成功的关键。大陆腐败形式令人担忧，香港却荣膺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香港廉政公署的举措无疑是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2、反腐败，不能讲究“抓大放小” 抓大放小”既指所查反腐案件性质上的大小，也所抓腐败人员的官职大小。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查处了成克杰、胡长请等一大批腐败大案要案，这成绩固然可喜可贺，可是对其中一些案件我们明显缺乏一查到底的魄力。反腐败过程中，有多少案件怕牵扯过多而浅尝辙止？
在国企改革中，我们曾采取“抓大放小”的政策，对于搞活国有经济成绩斐然；可在反腐败中，我们应该力避“抓大发放小”的斗争方式。现在的腐败行为，已不是单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行为，一旦查处了问题，将会导致强烈地连锁反应，窝案、串案水落石出。反腐败固然要讲究策略，但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更不能放过一个坏人。腐败官员无论腐败程度有多高，都是人民的蛀虫，都要彻底清算。大案要案要抓，小腐小贪也不要放过。在反腐败阵线上，只有腐败分子和非腐败分子，不存在中间派。
3、反腐败，切勿过分“将功抵过” 功是功，过是过，功过分明应该是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应有的立场。一个腐败官员，在量刑的时候要考虑他的功劳，因为法律并不是不讲情理，但又不能过分看中功劳。抬高功劳，就容易导致判决的失横，进而导致司法不公。老百姓对官员的感触最深刻，当我们判决一个腐败官员后，如果民声沸腾感觉量刑轻了，十有八九是我
们对案件确实判决有问题。法制社会要讲究法制，不能迷信民意，但要重视民意。 我们的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实践的结果也将给官员带来一系列的功劳。功劳大小，是官员治理能力上的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职能所在，“在其位，谋其政”而已。当我们对一个功劳深重的腐败官员处于极刑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兔死狗烹、过河拆桥，我们尊重他的功劳，但我们也要让他的错误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有些官员觉得不公，那你可以放弃做官；而事实上，一些人对做官依然是乐此不彼的，尽管口里在说“现在当官风险越来越大了”。
4、反腐败，谨慎使用“坦白从宽”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以算得上法律上的人道主义；如果坦白，可能获得比实际稍轻的量刑，甚至能立功赎罪不予处罚。在反腐败问题上，“坦白从宽”是不亦大肆运用的。在查处腐败过程中，一些官员深知不能瞒天过海，便用和盘托出的方式企图减轻刑罚。可是，禁止腐败是我们政府日益强调的，这些官员为何不能恭敬恪守呢？这本身就是态度问题，笔者也无意去妖魔化官员坦白的主观动机。
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就是，一些大贪官在查处后总要来一份“悔过书”、“忏悔录”，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而其他一些贪官则肆无忌惮、前腐后继，当然查处后有些也回坦白，再写一些“悔过书”、“忏悔录”来反省自己，警醒后人。这是反腐败斗争中很具戏剧性色彩的事情。明知道自己最终逃不过法律和人民的审判，还去照腐不误，对这样的腐败官员“坦白从宽”，实际上是对党纪国法的羞辱。法律不是在惩治人的时候才有刚性的，法治的意义更在于日常的约束和预防。
腐败就像一个雪球，它一旦滚动起来将越滚越大。腐败的“滚雪球”效应也告诉了我们反腐败任重道远，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毫不讳言我国当前腐败行为的严重性。我们期待，中国的反腐败斗争能早日赢来胜利的曙光，给人民一个完满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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