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网络舆论论文

得经济收入已非首要目标。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表达自我和渴望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舆论本身正成为舆论的目的。

（二）社会心理结构的变迁社会变迁过快以致超越心理的承受极限，将导致大量失范行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通过对自杀现象的研究，揭示了心理图式的这一变化。涂尔干认为，个体心理的平衡源于欲望的达成，为了合理引导社会成员的求欲行为，社会会自发的形成一系列等级秩序和制度规范进行控制。但是，过快的社会变迁在生产大量欲望的同时，也将使制度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失去原有的控制能力。于是制度外行为大量涌现，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也与日俱增。最终，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发生嬗变，甚至逐渐被撕裂。我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剧烈水准更大，跨度更宽，影响范围也更为长远，因而完全有必要增强对社会心理层面的审视。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晓虹为了强调社会心理的重要性，提议学界引入“中国体验”这样一个全新概念。他指出“‘中国体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19］而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在于“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具体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总的来看，这样一种连续转弯且极端对立的社会心态难以有效地自我调适，结果“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每种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为，每种组织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风。”［20］特别是在变迁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与观念将持续重组，传统的意识形态则趋于解构，整体呈现出对体制内的逆反情绪和体制外的仇富心理：一方面，公共舆论对体制内一些带有符号性的物象进行戏谑式的嘲讽和黑色幽默式的暗喻；另一方面，社会整体失范行为的增多导致部分投机取巧者的一夜暴富，从而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并升级为仇富行为。这两种不满并非源自成员自身环境的直线恶化，而是变迁过快情景下，社会预期的提升和相对比较下

的心理落差所致，也就是说其根源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变坏了，而是变得“太好了”。但是，这种不满依然有向怨忿转化的危险并逐渐弥散，从而内聚破坏社会的现实力量。总之，社会个体在快速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复杂的心理体验，积蓄起强烈的心理压力，同时也就产生了释放压力、寻求平衡的动机。这些动机通常以发泄的方式得到消解。于是，受众在相似的心理场作用下相互聚合、彼此安慰，并在雷同的心理语境下制造舆论。这些舆论既是发泄不满、寻求慰藉的产品，也是个体尝试适应社会变迁的努力。所以，即使这些舆论充满了语言暴力，我们也应抱以更平和的心态面对。

（三）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主要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适，以求更好地厘清两者的行为边界，并给社会充分的活动空间。因此，单中心的治理结构开始向网状结构演变，政府不再充当全权的管理者角色，而更多的体现协调和决策的功能，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也亟需重塑。就我国舆论环境而言，主要反映在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再定位。不过，我国政府在全能主义模式的惯性影响下，面对媒体和公共舆论时，依然在用老脑筋思考新问题，对媒体的运用简单粗暴、惯于长官意志，对公共舆论置若罔闻、听之任之。官方媒体被大量的空话、套话和会议精神所填满，而政治家们则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那些“准确的废话”。这种呆板的舆论环境极易激发社会的某些对抗心理，这既有变迁过快下社会心理结构的不稳定因素，也隐藏了大众教育普及下政治行为再认识的冲动。总之，政府的公信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民众对政府的调查和澄清工作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政府也因此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恶性循环。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这种变迁情景下的不信任现象，郑永年指出中国社会目前出现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造成的“社会墙”，同时引发出“墙的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防碍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21］的担忧。刘建明在分析两个舆论场互不信任的同时，进一步认为“主流媒体上的宣传如果盛行官话并由此造成压力，公众就心向网络，涌到网络上发表意见，网民在传统媒体上用真名说假话，而在网络上用假名说真话的现象就会层出不穷。”网络舆论场的构建

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结构变迁下，不信任危机向虚拟的延伸。对组织权威的不信任不仅仅一个体制性的问题，更是一个时代性的特征，是一个历时性的全球性变化。所以，在不信任的逻辑线中还穿插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演进的痕迹。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中，整个过程十分注重社会分工和团队协作的作用，并严格要求个体遵循规章制度，为高效率的生产服务。结果，组织权威被高高举上头顶并演绎出科层制的架构来实现这种权威。而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中，个体价值的彰显开始抬头，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自我个性的释放要求开始瓦解工业社会以来建立起的组织权威，并以“自我”为中心构建其新的范式。根据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在1981年到1990年来自21个国家的资料表明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中，对已确立的等级制度的信任度都下降了，并且这些工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受支持率几乎都降到历史最低点。“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他们比他们的前任们逊色，而是公众对现有的政治制度的支持在整体上不如往昔，人们的关注点转到个人的问题上。”［23］因此，面对信任流失问题，我们既要持续完善治理结构，更要在新的观念框架下整体把握，以期在组织权威和个体自由的张力结构中寻求平衡，在公共舆论的不信任中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四）社会媒介结构的变迁1978年，我国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试点“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该方针成为我国媒介体制市场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我国的媒介属性发生巨大变化，市场思维逐步渗入媒体的日常运作，传统的政治宣传功能出现弱化。也就是说目前在中国新闻制度下的媒体，不再仅仅充当引导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而是在政治权力与经济逻辑建构中新生的复合体，既服膺政治领导，又迎合市场需求。就媒体而言，媒介体制的市场化引发了媒体对自身定位的困惑，使其摇摆于市场和政治。市场化运作之后，传统媒介的身份开始裂变并产生多种角色。媒介集团一方面是市场的主体，需遵循利益导向，实行企业式的操作和管理。整个媒介体制向“文化产业”的打造逐步转轨，积极地将信息内容包装成文化商品进行营销；另一方面，媒体即使在商业逻辑的影响下，也仍然难

以摆脱公共舆论的引导角色，肩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需积极发挥传达民意的功能。所以说，媒体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事业单位的运转，也不是单纯的企业经营活动，而是必须将两者融合起来的一种全新模式的经济运行。除了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我国目前的媒介体制并未实现充分自主，依然深嵌政治体制，承担着大量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的功能，因此难免受到权力的制约和控制。总而言之，研究新时代的媒介结构，应该超越传统的“市场对国家”、“国家对社会”的简单二重逻辑，把握媒介角色的多元复合特性（经济、政治、社会功能的统一）。但是，这些多重身份相互之间存有着结构上的内在矛盾，无论媒体饰演哪种角色都难以自洽：作为政治体制延伸的媒体，容易被这个充满逆反心理的社会所抛弃，最终难以赢得市场的青睐；作为社会代言人角色的媒体，在涉及到社会稳定、公平正义等较为敏感的话题时，一旦与政府的认识发生偏差，以致处理失当，不仅会影响社会和谐还易受到政治上的排挤；作为市场主体的媒体如在逐利过程中抛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则会遭到人们的摒弃和唾骂。在这种身份的对立中，媒介开始分化，在不同动力（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的驱使下，同时又为顺应形势的变化和政治任务的阶段性需要而轮流扮演着三种角色，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面对媒介体制的变化，我们采用了所有权由政府垄控，经营权相对自主的权力分配方式来应对，并初步形成了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信息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新闻媒体有了三个“老板”，一个是党和政府，为媒体活动的范围划定底线；一个是社会正义，对媒体活动的内容进行道德评判；另一个则是经济利益，为媒介活动的路径选择提供最终目标。媒介结构的这种变迁使得公共舆论的引导较之过去更加复杂多变，而公众在纷乱的信息浪潮中也逐渐陷入集体迷失的困境。 三、网络舆论场域的确立

传统舆论构建模式的式微为公共舆论向权威的反弹提供了机会空间，而社会整体的过快迁移则为公共舆论的制造提供了丰富、鲜活的议题资源，并在心理体验上定下了不稳定的基调；组织权威的消解和丧失加速了社会公众的集体不信任感；传统媒介的市场化运作则进一步导

致公共舆论的场域分裂，张涛甫将其主要归纳为四大舆论场：民间舆论场、传统媒体舆论场、网络舆论场、境外舆论场。同时，舆论场的表现特征包括民间舆论网络化生存、传统媒体舆论场多元并存、网络舆论场“倒逼”效应、内、外舆论场互动等等［24］。在舆论场分化的基础上，场域之间也呈现出竞争、对抗之势并集中表现为草根话语与精英话语的争夺、利益表达与意识灌输的较量以及个体自由与集体控制的博弈。在这个过程中，公众既不相信专家也不相信官员，既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媒体，既不相信市场也不相信政治。公共舆论被拉入集体迷失的困境，对事件的真相充满了困惑。于是，在传统舆论生产模式持续瓦解、社会变迁持续加速的同时，公众亟需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来对纷繁复杂的各类信息进行验证和交流。网络技术作为信息社会的典型代表，以其强大的吸纳能力重新构筑起一块崭新的舆论场域。不同场域相互争夺的合力在网络空间持续聚合，也使得网络舆论自不过然地成为了社会舆论的主要阵地。需要指出一点的是，网络舆论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俘获能力，其语言求新求奇、泛娱乐化倾向严重，内容也大多以夺人眼球、追求刺激为要旨，同时它又有着很强的自我构建和寻求扩散的欲望。在构建和传播的过程中，随着各类舆论的合流，其表达方式呈现出强烈的自我肯定性，特别是在舆论发展的后期极易俘获其他网络主体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在这种江河汇海似的合流中，网络舆论逐渐逼近某个临界点，开始向现实社会释放能量，并逐渐侵入传统的官方舆论场，呈现出反噬的态势。可以说，网络舆论场的构建过程本身便是网络民主兴起的一种路径再现。 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网络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