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制定了《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同年8月，国务院原则批准。1983年文化部印发了《1981—1990年全国出版事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纲要(草案)》提出：“图书出版要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品种，保证重点，填补缺门，重视普及，注意提高”。1986年，国家出版局着手组织制定《全国辞书编纂十年规划》。同年，国家出版局还在沈阳组织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会议。这些规划的制定，说明图书出版开始进入规范化、有序化的过程。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所限，以及后来客观环境的变化，当时分别制定了不少规划，但有一些完成的情况并不理想。
新时期以来，出版改革的逐渐深入，为图书出版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1979年12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突破了地方出版社长期以来的“三化”方针(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提出地方出版社可以试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很大地调动了积极性，解放了占全国出版社近半数的地方出版社的生产力。1988年，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若干意见》对出版社改革的指导思想：优化选题、调整图书结构；逐步推行社长负责制；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改革分配制度；开辟多种渠道，扩大出版能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加强出版社改革的领导等8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到80年代末，出版社由纯事业单位，逐渐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单位；基本完成了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
进入90年代，我国的图书出版已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顺利实施并完成，一大批我国图书出版的标志性工程相继完成。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吸收了以往制定与实施各类型图书规划的经验，注意反映并兼顾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各行业、各学科发展的需求，特别注意吸收了国家“七五”社科、科技、古籍、整理等方面的成果，总计收入重点图书选题1073种。1996年底，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顺利完成，除少数项目将顺延至“九五”期间出版外，全部完成出版的项目达1118种，占全
部项目的96．1％，实现率很高。随着规划的完成，一大批重点图书相继问世。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列宁全集》、《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1—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美术全集》、《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当代中国丛书”、《乾隆版大藏经》、《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通史》(10卷本)、《机械工程手册》、《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丹珠尔》(藏文)、《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全宋诗》、《全唐诗》、《茅盾全集》、《郭沫若全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等等。这其中许多被称之为中国出版史上的标志性工程。1996年，由新闻出版署主办的“中国出版成就展”，其中图书成就部分格外引人注目，540家出版社共展出了38281种图书；相当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新书品种的10％左右，但是已充分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图书出版取得的成就，也展示了图书出版自身的实力。江泽民、乔石、刘华清、丁关根、李铁映、邹家华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展览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从这一时期图书出版的品种和印数以及出版社的发展情况，也能看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后，图书出版初步繁荣的景象。1978年全国图书出版共14987种，其中新书11888种，重印率为20．7％，总印数为37．74亿册(张)。到1994年，全国图书出版达103836亿册(张)。图书品种增长了592．8％，重印率增长了58．4％，总印数增长了59．2％。出版社有了很大的发展。1978年，全国只有出版社105家，到1994年，全国出版社已发展到514家，出版社增长了389％，形成了以中央部委出版社、地方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为主要力量的出版队伍。
90年代初、中期，图书出版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也出现和存在着一些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1)图书品种增长过快。1978年到1994年图书品种增长了592．8％，年平均增长率为34．9％。图书品种增长过快，而图书的总印数增长则较缓慢，1994年全国图书的总印数尚未达到1985年66亿册(张)的总印数，因此，图书的平均印数下降，使图书出版的社会供给量和出版单位的经营效益均有所下降。(2)图书结构不合理，图书重复现象严重。图书的结构不合理，一方面表现在教
科书、教辅读物与一般图书的比例上，占全国图书品种总量20％的教科书、教辅读物，其总印数却占全国图书总印数的55％～60％；另一方面表现为图书出版的创新不足；低水平重复严重；同一题材重复安排出版，有的同一种书重复安排的版本竞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影响到图书出版的进一步发展。(3)一些出版社在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上，出现偏差，片面迎合读者和市场，出版了一些内容有害、不健康的出版物，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有些出版社放弃审稿把关印制、发行等责任，以协作出版的名义卖书号，而社会一些书商、文化公司等钻空子买书号以获取国家的出版权，出书牟取暴利的现象也较严重。(4)相当一些出版社的经营运行机制仍然比较老化，在市场竞争中很不适应，出版社内部人才、分配、社会保障改革远不到位，出版社经营管理水平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
1994年，新闻出版署党组认真分析研究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提出了出版工作要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质量和效益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的思路。1995年1月，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新闻出版署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革出版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通过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精神文明需要，符合出版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动整个出版业的发展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从以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看，报告是与之相符合的。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1998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 “阶段性转移”战略实施以来，遵照中央关于新闻出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图书出版在改革、管理、质量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图书出版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得到扭转，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1．控制图书出版品种的过快增长。图书品种，特别是新书品种过快增长，是图书出版实施阶段性转移以来遇到的突出问题，品种过快增长不仅直接造成图书平均印数和出版社经营效益下降，也带来了许多图书内容、质量方面的问题。这项工作在图书出版单位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下取得了显著效果。1999年全国图书总品种为14．18万种，其中新书品种为8．3万种，重印图书为5．8万种，重印率为41．4％。与1994年的情况作个比较：1994年图书品种为10．4万种，新书品种为6．9万种，重印图书为3．5万种，重印率为33．7％；1999年图书品种比1994年增长了36．3％，新书品种比1994年增长了20．3％，重印率比1994年增长了7．7％。从1994年到1999年，年平均图书品种增长为7．3％，比1978年到1994年图书品种的年平均增长率34．9％，年品种增幅降低了27．6％；新书品种的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年至1994年间的36．4％，降低为1994．年至1999年年平均增长4．1％，年新书品种增幅回落32．3％。
2．努力提高图书质量。图书质量是出版社追求的永恒主题。图书质量下降，引起社会读者的关注与批评。自1995年以来，新闻出版署连续五年在全国图书出版单位中开展图书质量的大检查，在这项活动开始时，经抽查，图书编校质量的合格率不到50％，这样的结果令出版社震动，连续五年的质量检查，大大推进了图书出版业的质量意识，图书的编校质量明显提高。在总结以往图书出版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在出版的实际情况，新闻出版署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规定》。《规定》对图书出版的全部流程的质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标准。这是关于图书质量的重要规程，对于“阶段性转移”以来图书质量的扭转与提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加强管理，保障和维护良好的出版秩序。“买卖书号”问题是出版业的一大顽症，是粗放式经营的极端化表现形式，也是出版业不正之风的突出表现。1995年10月，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再次发出《关于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之后连续4年加大了查处“买卖书号”的工作力度，通过警告、停业整顿、停办的行政手段，查处了一批问题严重的图书出版社，社会及图书出版业内震动甚大，“买卖书号”问题一度泛滥的现象得到明显遏制。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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