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不公平的制度因素

正 文

教育公平指的是每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的公平、教育机会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从本质上看，教育权利的公平、教育机会的公平属于“起点公平”，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教育结果的公平更多的表现为“质量公平”。教育公平的对立面就是不公平，目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意识到教育领域存着诸多的不公平。这些不公平不仅有“量”上的不公平，而且也有“质”上的不公平。有钱有势者的子女可以成为教育的“宠儿”，而无钱无势者的子女则成为教育的“弃儿” 有钱有势者可以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好的学校、好的班级、好的老师、好的资源，充分享受教育的权利，而无钱无势者则连孩子的基本教育权利都无法保证。而所造成现今种种教育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又无一不是由于当前社会的各种制度所导致。 一、 当前社会教育不平等的现象

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一个社会公民都有享受社会公共资源及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不应成为一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同一片蓝天下的每一个孩子都希望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孩子们渴望通过获取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及家乡的落后面貌。虽然国家近年来不断的在推进教育制度公平方面的改革，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扶持农村及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比如普及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增加西部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农民工子女就近在暂住地入学就读，取消小学和中学的重点及非重点等级划分等等。但在实际操作及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切身感受到的种种教育不平等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严重阻碍了教育改革的顺利推展及社会的和谐进步，也是对我国适龄受教群体的平等教育权利的变相剥夺和侵蚀。而这种种不公现象又无一例外的与当前我国的社会制度息息相关，依笔者之观察及了解的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不公现象简述如下。

1. 不同地区和城乡教学条件差距巨大

目前，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明显拉大，使得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造成了教育不公平。2009年《求是》杂志报道过20个地市的农民人均收入，上海浦东和江苏昆山是12000元，甘肃定西是1800元，仅农民之间收入就差7倍以上。据了解，一些地市之间的人均财政收入差高达10-50倍左右，在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情况下，因县财政困难，必然造成教育的困难。

一些中小学校，由于地方经费充足，校舍宽敞、楼宇考究、环境优美、设施一流，各种先进设备应有尽有，。而另外一些地方因财政投入困难，教育经费极低，造成学校场地狭窄、房屋破旧、寄宿困难，有的学校采用的教学手段仍然是一个黑板，一枝粉笔和教师的一张嘴。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河南调查时发现，在紧临京珠高速、京广铁路的一个非贫困县，有一个县城内老初中全校4000多人，仅有两个多媒体教室。全县95%的学校师生共用一个旱厕所，厕所里没有上下水。下雨天，老师、学生要冒雨如厕。由于县财政投入困难，有的学校教师办公场所还在国家禁用的石棉瓦小房子里。财政困难还造成教师工资偏低，几 周洪宇. 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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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八、九年的中学教师，月收入才只有八、九百元，导致教师流失严重。很多中小学没有本科毕业的教师，教学质量甚差。

一些县财政投入困难还造成很多小学不能按国家要求在三年级开电脑课和英语课，直至小学毕业一些学生还没接触过外语和电脑。有的学校没有音乐、美术教师，此类课程也不能开课，导致一些地区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同发达地区和城市孩子拉开了差距。 2. 人口大省及高教资源薄弱地区学生上大学难

我们一些大城市的高等院校是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通过剪刀差，从农村聚钱、借助全国一盘棋发展起来的，还有些名校是老祖宗留下的。但是，现在的招生制度并非凭分数择优录取。而是给各地方发放名额，在分配名额时，又不考虑人口和生源多少。这种招生设计给一些地方的高中生升大学造成困难。例如河南近1亿人口，每年高中毕业人数96万，能够考入省外学校去学习的只有6000人，北大、清华在全国招生指标是8.3?，在河南却是0.1?，造成极大不公平。当地学生动情地说，高考对全国考生是走独木桥，对我们省的考生则是走钢丝绳。①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给不少省区的高考带来很大困难。以河南为例，全国每1000万人拥有普通高校14.22所，河南却不到9所；全国本科与专科在校生之比为6:4，而河南仅为4.5:5.5，本科在校生，同全国差距甚大。从重点学校布局看，河南9800万人口，只有一所211院校(郑州大学)。985院校河南没有一座。省内学校少，外边重点学校又招的少，所以他们认为只好在走钢丝中互相挤压，或花大钱到大城市去读那些公办学府兴办的收费学校了。

3. 低收入家庭因高中、大学收费偏高面临求学困难

政府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入学的政策，使得义务教育阶段人人可以入学的目标基本实现。但是，由于一些学生家庭贫困，再加上高中、大学收费偏高，仍然造成一些贫困学生面临上高中、大学的困难。特别是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家庭收入低的孩子明显减少。现在大学年收费普遍在3500元以上，加上生活、住宿、书本费等，一名普通农民全年的收入(4500元人民币)都不够培养一个大学生。而资料显示，在欧洲培养一个大学生，所需费用仅相当家庭收入的10%。在我国如何朝这个目标努力，恐怕需从减少高校收费和增加农民收入两个方面去努力。 4. 教育乱收费现象

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进入1990年代末，各方面都出现了乱收费。教育也不例外。本来乱收费是要进行整治的，但是由于教育的乱收费，某些主管部门有提成，再加上乱收费的优质学校收入高、受益大，很多权贵名流子孙多通过走后门在这些学校就读，于是他们的话语权处于强势。造成整治乱收费行为对这类学校进行妥协，使反对乱收费的做法退到“三限”标准，即限人数、限钱数、限分数，而且只适于高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府规定的执行力仍然进一步被弱化，乱收费不仅限不了钱数、人数和分数，而且还把这种仅适于高中的规定，扩大延伸到优质的初中和小学。初中、小学、高中收取择校费的情况此起彼伏，力度越来越大。这样就造成有钱、有权的子女就读优质学校，无钱、无权的子女则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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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撰文称中国教育存在五大不公平，中国经济周刊 ，2010.3.2 ②

国务院参事撰文称中国教育存在五大不公平，中国经济周刊 ，20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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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优质学校无门。此外，政府早已做出规定，应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居住地入学。但是，由于缺乏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和监督，一些地方的部分学校仍在对农民工子女实行高收费。2010年初，中央电视台报道广东佛山，几十名农民工子女的家长指问学校，为什么要让他们“自愿”交18000元赞助费，当问题反映给教育局后，有关领导却说这种情况他管不了，也不应管那么细。这给农民工子女入学带来了很大困难和负担，也造成2000多万儿童只能留守农村，长年累月与父母相分离。

5. 进城农民工子女依然无法享受不到市民的子女受教育政策

中国的城市化率一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这实际上与农民工进城直接相关。但是，这些年的城市化只是在统计方法上作了一个改变而已，实际上进城的农民工并没有真正市民化。农民工在一些城市打工，有的已经超过10年、20年，甚至30年，但是他们享受不到市民的住房政策、子女受教育政策和医疗、保障政策等。例如广东东莞，笔者也曾在此工作过三年左右。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约等于本地人口的5倍，接近1000万人，地方公办中小学满足不了真正的农民工的需求，很多农民工还只能把子女留在家乡读书。有一部分农民工虽然把第二代带在身边读书，但也大多只能进民办中小学就读。这里为农民工服务的民办学校接近200所，但学校条件同公办中小学差很多。公办学校教师工资一年10-12万元，而民办学校教师工资一年仅2万多元。收入如此悬殊，农民工子女所享受教育质量也必然与公办学校造成巨大差距。

目前，全国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数量庞大。他们像蒲公英一般追随父母的足迹飘进城市，虽然同在一片蓝天下，接受教育的情况却与城里孩子大相径庭。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但在不少城市，农民工子女进公办学校上学仍存在障碍。为此，相当多的孩子只能选择设施简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根据2011年1月新出台的苏州市人口统计年报，目前苏州全市总人口已达1250多万，其中苏州常住人口630多万，外来流动人口有624万，基本达到了1：1的人口比例。在2008年时任苏州市副市长的朱永新说，现有公办义务教育资源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外来农民工子女就学需求，目前不少城市均有猝不及防之感，新建学校速度根本赶不上“流入”速度，给流入地政府带来巨大财政压力。而当时苏州市登记的16岁以上外来人口在440万左右，大量的外来工子女也因此只能选择设施简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二、 造成教育不平等的制度因素分析

我国当前出现的种种教育不平等，主要是由其发展状态决定的：经济落后导致教育的有效供给不足，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导致巨大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分化，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导致女童教育的薄弱，这一现实是历史形成的，并将会在我国长期存在，因此，对于这些问题只能通过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才能逐步加以解决。在这一实际国情中，值得重视的是导致教育不平等的制度性因素，政府公共政策的不同取向或偏差，往往会加剧现实中的教育不平等，同时，相对于缩小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而言，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增进社会公平更容易实现。

1. 重点学校制度

虽然国家有明令规定，甚至在个别省份如山东省等已通过立法形式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划分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不得划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目前还是有很多拥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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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师资，软硬件一流，显著具有区位优势的热点学校，为借读费、择校费等穿上了“马甲”，以“捐资助学”、“赞助费”等名义获取不当的利益。当然，许多家长也因希望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而“被自愿”地交纳这些费用，这个“潜规则”是双方都心知肚明的。以笔者所在的江苏昆山市为例，一个外向型经济较发达，外来人口众多的县级市，本地户籍人口只有60多万，而外来人口已超过120万，本地公办教育资源显然不能满足这么庞大人口的需求，虽然公办小学及初中按照政策规定只能就近入学，但只要经济条件尚可的家庭无一不想把孩子送进大家公认的那些跨学区的重点优质中小学，带上什么“实验”“省级”头衔的学校成为了“赞助费”“捐资助学款”的轰炸重点，再加上暗拉关系加送钱，我的一些朋友及相识的人家的孩子便通过这样的方式挤进了这些重点中小学的大门，还有不少人为了孩子挤进这些重点学校，提前于所在学区买了房子，可这对于那些低收入的家庭来讲却只能望而兴叹。而这无疑也是滋生教育腐败的温床。

这是鹤城晚报上一位市民家长的心声：“只要学校之间客观存在较大差距，只要家长还有一点能力，择校就不会消失。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愿意拿这笔钱，甚至还要到处托关系。到最后，学校肯收自己的孩子就不错了，还有哪位家长敢在择校费这个问题上跟学校较真呢？”①

尽管重点学校制度对于有效利用已有的教育资源，推动部分中小学办学条件的改善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加快精英人才培养，使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基本实现义务教育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等方面发挥过应有的历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快出人才的办学效益，满足了国家和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渴求；但它作为一种政府行为，人为地扩大了义务教育学校间在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上的差距，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弊端，导致了教育公平的缺失。

一是重点学校制度违背了义务教育的性质，不利于义务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首先，义务教育具有普及性，是面向每一个适龄儿童所实施的教育。因此，它不应区分重点与非重点，不应具有选拔、淘汰的功能。其次，义务教育具有基础性，是为少年儿童一生奠定基础的教育。

二是重点学校制度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原则，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重点学校制度是对教育公平的一大挑战。首先，重点学校的非示范性扩大了校际间的差距。其次，重点学校之间的生源竞争，加速了学生的两极分化。由于重点学校的价值取向是以升学为中心，因此重点学校接收的是通过考试获得高分的学生。而且进入重点学校后，学校内部还要通过再次考试选拔出分数更高的学生组成“实验班”“火箭班”等，以便更好地“因材施教”。于是，学生从入学起就面临着争夺因政策倾斜而形成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压力。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科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会理事长、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咨询专家劳凯声说，家长缴纳高昂的择校费其实是非常无奈的。昂贵的择校费，体现出优质教育资源被商品化---只有花钱才能买到、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公平，要保证教育资源不被商品化，应按照社会公平的原则去分配。近30年来，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在探索多元化办学体制方面取得了进展。多元化办学体制利用了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选择机制。从学校的运行来看，有条件地利用市场机制，并不是不能做的事。但是如果过度依赖市场经济机制，而政府没有对其进行严格 时评：愿教育公平不是空中楼阁，东北网-鹤城晚报，20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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