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算一算减法和加法：减法那就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还要坚持下去，这叫做减少人口的数量。但更重要的实行加法，即提高人口的质量，把人口资源变成人力资源，再把人力资源变成人才资源。怎样把13亿人口资源变成人力资源呢？应该使我们的劳动者拥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具有能力和技能的人口就是人力了，就变成人力资源了。 怎样使人力资源变成人才资源的呢？使我们的劳动者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资源就是人才资源。所以对13亿人口进行加减乘除运算，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要大力实施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发展战略，要以人才资源建设作为人才培养和人才开发的主体和核心，要以能力和业绩作为人才评价的主要依据，尤其是要培养创新能力。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能力，但控制能力有余，创新能力不足。
我讲一个鸟论，树上有8只鸟，猎人把其中一只鸟打死了，问树上还有几只鸟？过去的中学生往往异口同声地回答：老师，树上没有鸟了，剩下的7只鸟听到枪声都跑了。我们大部分的高中生都解释这种无鸟论，答案是唯一的。我在《读者》上看了一篇文章，树上有8只鸟，猎人把其中的一只打死了，问树上还有几只？西方的高中生七嘴八舌，第一个高中生站起来回答：“老师，树上还有3只鸟。”因为剩下的七只鸟中，其中有3只是聋子，没有听到枪声，不害怕没有逃跑，逻辑合理。第二个高中生站起来回答：“老师，树上还有七只鸟。”因为被打死的鸟是一个妻子，她的先生还在树上，妻子被打死了，先生哪能逃之夭夭，而且这位先生的人缘比较好，那6只鸟愿意留下来陪这位先生为妻子送葬，逻辑合理。第三个高中生站起来：“老师，树上还有14只鸟。”怎么会越来越多了？那7只鸟和原来的一样，还有的是被打死的鸟生前很漂亮，和另外的7只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飞来这棵树上为他送葬，于是就有14只了。
不管他们的答案你接受不接受，认同不认同，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息和启示，那就是西方的思维是发散思维，是多元思维，是创新思维，鼓励你从不同角度，从不同方位来看问题答案，只要言之有理。在我们中国，我爱真理，我更爱我师。所以中国的学生，觉得老师的观点还不是很完善，但是要批判和超越，有时候是比较难的。而在西方的文化背景里面，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老师还是需要爱戴和尊重的，但是当老师和真理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真理是第一的。
西方的哲学史，往往是学生批判和超越老师的历史。这个批判不是正着批判，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和你对着干，侮辱你人格，不是那样的。这里的批判是一种独立思考，是一种理性分析，是一种科学精神。在西方的哲学史当中，很多的学生都超越老师的思想，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但后来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超越了
黑格尔，而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成为《马克思哲学》的创始人。西方的文化背景鼓励创新精神，注重创新能力。
同是一个鸟论，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答案“无鸟论”，而西方是多种多样的答案呢？主要与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冠名为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功不可没，不可能全盘抹杀。但应试教育最大的一个局限，重灌输，缺创新。老师的任务就是把教科书的知识要点灌输到学生的口袋里边，脑子里边，就大功告成。学生的任务是把装在口袋里的知识要点回家做作业，加以消化，经过考试再义无返顾的还给老师。我给你4个要点，经过考试你给我4个要点，100分，优秀学生；我给你4个要点，你贪污一个，给我3个，75分，良好学生；我给你4个要点，你给我2个，50分，差的学生。所以这样的教育方式，只是一个灌输，而没有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知识的灌输是必要的，但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更为重要的。
第三，善待和完善具有创新精神的能人
当代的中国在爬破，在创业，在竞争，在经受各种挑战。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我们的困难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遇到的其他问题也是非常棘手的。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就显得比较重要。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如何善待、完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确确实实还是一个大的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我们国家兴起了一场能人旋风，能人经济。能人救活一个厂子，能人救活一个村，能人救活一个学校的情况比比皆是。能人在今天这个体制下，作用确确实实比较大。但是在80年代后期，不少能人为非作歹，有的公款出国，有的伸手拿国家钱太多，判刑了，有的心理不平衡工作不做了，有的下来修身养性了。
造成这种现象有主观和客观两个原因：主观上与能人的素质有关。80年代初，这些人主要是由于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精神而成为能人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能人的素质提高、能力提高，而有些能人没有与时俱进，没有注重学习和充电，能力水平也就赶不上时代要求了，落伍了。
客观原因在于我们的环境和用人制度，我们的分配制度对能人的价值没有应有的体现。好人、能人这两个概念在中国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好人待遇比较好，好人一生平安，但能人的待遇不怎么样，因为能人清高，能人傲慢，能人有个性，能人不好驾御，能人有毛病，能人有威信。
如何善待能人，完善能人？确实是人才建设当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之所以强调善待能人，是由于有些能人作用比较大；之所以要完善能人，是有些人素质有缺陷，有毛病。
第四，营造一个干事业，干成事业的环境与氛围，由琢磨人走向琢磨事
曾庆红同志三番五次的强调，应该由琢磨人走向琢磨事，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的报告和文献也讲了，营造一个干成事业干好事业的氛围。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琢磨人有余，琢磨事不足。如何把做事的示威树立起来，一心一意做事，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很重要。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为人际关系所累，有时候被别人伤害？说明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人为了做官，把官做得很大，一门心思在琢磨人，而不在琢磨事。这不利于我们现代化建设，按照能力建设的思想，道德是做人，能力是做事。为了把事做好，要加强人力建设，加强人力建设的落脚点就是做事。
严复对中西方文化了如指掌，他认为西方文化之所以发展了，很重要的一个奥秘就是强调万事全靠人力而做成。西方的制度安排、文化架构、价值取向，一是为了能力，一是为了做事。公务员凭能力把事做好，这是你的本职工作，你的职业精神。 3.2 推进制度创新
任何一个国家想成为发展空间大的强盛国家，他的制度必须能为国民提供充分发挥创新的能力。在解决能力建设的问题上，在培育创新能力问题上，制度创新是关键。这里主要讲三个制度：
第一个制度，干部人事制度
干部人事创新，确立一种使优秀人才脱离而出的选人制度。当前深化干部人事的改革，涉及到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你是否该用一些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的，并具有一定素质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当然，我们从理念上早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但从实践层面上没有完全做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俱加快，随着国际竞争的日俱激烈，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推进，越来越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因此，只要是对当代中国发展有用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应该不拘一格的大胆选用。
邓小平讲选贤任能是一场革命。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选人的时候，人际关系、主观好恶、金钱多少、特权门第，对选人用人的影响比较大，副作用比较大。作为潜规则，起了很大作用。面对这样的情况，选贤任能确实是一场革命。尽管今天我们强调选贤任能，但为什么在某些地方就是任人为亲呢？这说明我们的选人用人制度里面，官本位起着很大的作用。对于这样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革和完善。我们应该把能力理念贯穿到选人用人当中，有学历本位、金钱本位、关系本位，也要走向能力业绩本位。对那些努力奋斗，能力发挥，贡献很大的人应该选拔出来加以重用。只有这样做了才能鼓励人才创新，才能推荐人力建设，才能有利的培育人的创新能力。
反过来，某人有点个性，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你看不惯，不加以重用并找他的毛病；而另外一个人唯唯诺诺，循规蹈矩，你加以重用，实际上就是在排斥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我们用人要用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种导向，敢于使用那些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这样的制度是有利、有能力建设创新能力培养的。所以“十一五”规划讲，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这个思想就是鼓励我们在用人时使用那些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第二个制度，分配制度
进行分配制度创新，确立一种按能力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制度。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力当中，人力资本为根本，货币资本为条件；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当中，人们越来越发现，人的知识、智力、技能和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才是最重要的，这就为劳动能力和创新能力创造价值。因此，我们要消除根据人际关系、主观好恶、权利大小而配置资源的分配制度。
我们应该确立根据能力和贡献配置资源的分配制度，而这个制度的实质就是要建立一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机制。马克思当年讲这个观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特别的好。这个“能”包括一般的能力，包括专业技能，当然也包括创新能力。而这里就意味着分配问题，首先是能力贡献的问题。而这个各尽所能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有些人拿下了，不大讲。所以我们应该把能力本位的理念引入分配制度，用我们的分配制度来鼓励那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第三个制度，教育制度
实行教育制度创新，实施素质教育。我们传统的教育制度冠名为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功不可没，不可全盘抹杀。但今天看来，应试教育有四大局限： 一、重知识，轻方法。
学生只知道掌握知识要点，没有学到方法。 二、重应试，轻应用。
我们的高中生奥林匹克大奖拿了很多，应试能力很强，但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比较弱。 三、重分数，轻人格。
我们的校长、学生、家长，把考试分数看得很重，分数是考生家长的指挥棒，但是对人格的培养注重不够，有的教育甚至把人格培养和人格教育给忽视了，所以现在的学生心理不健康，人格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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