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青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说起来如同弹词一般清淡自如，但是那份内心的酸楚还是跃然纸上的，其实这远不是柳永一人的感触和悲哀，而是那个时代的感伤和悲哀，无论是得志还是不得志的文人都有这样的感伤。
无可厚非，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的时代。宋太祖定天下的时候就说过大宋朝廷是与知识分子共天下的，也就是文人到了大宋就等于到了家一样。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不断的扩大了科举的数量，动辄就是千人。同时，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中央有官学，地方上各种书院建设也是相当红火喜人，这样就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4]”。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文人的时代并不意味着就是文人的自由，宋代也是一个文人频繁遭殃的时代，这种遭殃可以说是两方面的，有身体的也有精神的。文人们可以论政，但是他们始终不能忘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无非是皇帝目前还能使用上的一个筹码。他们所谈论的一切都必须为当时的政治所服务，而不能非议政治。这就像是握在如来掌中的孙猴子无论你再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也只能在我的掌中折腾，惹了我，对不起，五指山下见吧。这就是宋代的文人，他们生活在一种精神压力倍增的时代，曲眉折腰事君王，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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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慎就会遭到贬黜。著名的“乌台诗案”、北宋末年的太学生事件、南宋初期的秦桧时期和贾似道时期，文人都是遭殃的对象。因此整个宋朝文人无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都是活得很沉闷的压抑的，他们更多的是在这种沉闷中去寻找一份难得的短暂的快乐——作词，在词中寄托一份内在的情愫。
二、宋词中落花意象变现出文人的命运
宋代的重文抑武给宋王朝带来了沉重的代价，也给宋代的文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上的耻辱。宋王朝虽然积贫积弱，但文学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可以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相媲美，文学史上有“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之说，可见宋代文学达到的高度。有胆识文人总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审视社会现实，他们已经深深认识到了朝廷“重文轻武”治理下的国家危机，他们怀有强烈的投笔从戎的“尚武”意识，他们的诗词字里行间充满了慷慨激昂，有着随时准备为国浴血奋战的献身精神。但是在宋王朝“重文轻武”思想的钳制下，他们很难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和理想，难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最后却落个落花人独立的可悲下场。文人们苦于救国无门的痛楚，只好把满腹悲情化作镌美的宋词了，在宋词中找寻一份能够安静精神的净土，而这种怀才不遇的文人特有的情感永远都是不安分的，落花就成为了宋代文人热衷描画的一个意象，那是一个让整个宋朝诧异感慨地意象，因为他们的王朝他们的人民就是这样的如落花般生活着，宋文人们随着落花的飘零命运也是随之暗淡，却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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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文人在“靖康之难”的前后的精神面貌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如果说在靖康之难之前，文人们的落花情愫还只是那些敏感的身居显位的官员们的情怀的话，那么到了南宋，这种落花情愫则成为整个国家所有文人的集体情怀。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联系的。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虽然辽夏金时有进犯，但是毕竟还没有威胁到国家的安危。但是，“靖康之难”之后则不然，面对着自己的两个皇帝被金人掳走，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又卖国求荣，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些都使得这种强大的悲悯情愫充斥着整个王朝的文人们。“落花夜雨辞寒食（吴文英）”、“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潺风愁，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辛弃疾）”、“落花已作风前舞（叶梦得）”、“风定落花深（李清照）”、“满庭堆落花（蒋捷）”??落花意识可以说充斥了文人的思想，成为他们寄托国家兴衰的重要意象，也成为他们议论朝政的重要工具。正是这么多的落花使得我们今天读起来还是可以感触到当时南宋王朝的懦弱和无能，以及文人们的无助与无力。由于崇文抑武，导致国力衰弱，充满着内忧外患。也正是因为崇文抑武，有些文人都受到朝廷的赏识而能一展抱负的。有许多文人常常被闲置着，甚至在党锢之争中一贬再贬，仕途十分不顺，落花流水去，孤独与无奈的命运也比比皆是。
综上所述，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以及整个国家的巨大悲怆，才使得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下面就将以士大夫阶层为例，仔细论证上面提出的观点。所谓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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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 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命运的无奈和悲哀。
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其中，“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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