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学中要重视德育和美育渗透

中学语文教学中要重视德育和美育渗透

语文课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是一种最具活力的思想媒介，是学生认识世界、感受人生的一扇窗口。古人云：“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1]用现代白话来阐述，就是说文章和美育、德育等思想是共生共长，互相依赖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语文训练和思想教育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这一表述精辟地揭示了语文教学中语言训练和思想教育之间有机的本质联系。因此，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应该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心理发展和语文教学的特点，充分挖掘学科教学中的德育和美育的因素，进行有意识的渗透教育，努力做到有机、有序，教书育人。

一、重视德育渗透

现代教育观认为，德育是其它各育的基础，是“照亮全面发展的一切方面的光源”[2]爱因斯坦说：“卓越的个人道德品质也许比单纯智慧的成就具有更重大的意义。”笔者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注意从貌似零散的语言材料中抓住贯穿其中的线索，挖掘典型的文学形象，进行德育渗透教育。例如，鲁迅《藤野先生》中有一些材料看上去与文题好象没有什么显性关联：①写清国留学生赏樱花、学跳舞，②写从东京到仙台途经的日暮里和水户，③写仙台医专的职员对他的“优待”，④还写了日本“爱国青年”的寻衅和课堂上看电影。其实不然，这些材料和线索恰恰就是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教师启发引导学生思考这一关联也就是结合教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意渗透过程。又如：在《荔枝蜜》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深入思考作者的情感变化：“我”对蜜蜂由讨厌到喜欢，又由喜欢到赞叹，再由赞叹到“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蜜蜂”。那是作者对普通劳动者的赞美，是对“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的人们的奉献精神的歌颂。再如：课文《回忆我的母亲》，作者在文中所寄寓的又岂只是对自己母亲的怀念呢？文中呈现了中国古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的传统美德，把爱母亲的感情升华到爱党、爱人民的新高度。

马克·吐温《竞选州长》中的“我”为什么会由一个“声望”还好的正派人，变成伪证犯、小偷、盗尸犯、酒疯子、舞弊分子和讹诈专家。那是因为他参加了竞选州长的缘故，这种竞选只能是好人败北，专干不名誉事的人中标的一种政治游戏而已。由此深入的思考揭示出美国标榜的“民主政治”，不过是资产阶级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政治；美国的“言论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他们随意撒谎和欺骗群众的自由。今天之美国政治制度依旧是19世纪70年代的那种乌烟瘴气的“自由选举”，又会和以前有什么两样呢？他们依旧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到处借人权问题肆意干预别国内政，其实自己才真正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这种挖形象实质揭现实生活本质的方法，在循循诱导中有机地渗入德育教育的成分，结合巧妙，毫不牵强。

二、关注美育涵养

语文是人生思想交流工具，又是生活的艺术反映。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标准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在进行语文教学的同时，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使他们更好地认识生活、体认运用语言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从而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教师首先要教会学生历史地、客观地、正确地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和事，让学生能辨清真、善、美和假、恶、丑。毛泽东

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4]笔者在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选自《水浒传》）一课时，分析鲁达个性时既肯定了他的扶危济困，嫉恶如仇，不畏强暴，主持正义等品质，又指出对他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义气、独来独往的个人英雄主义应置于正确的时代背景来认识，不可盲目搬用。今天，我们应该增强法制观念，一切以法律为准绳行事。为了拓宽学生的文学视野，我把著名的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作为课外读物，指定学生阅读。

教师指导学生阅读，要求学生学会剖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去体味作者运用语言、行动、心理等的技巧，蕴藏在字里行间的语言密码，从而认清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小说《我的叔叔于勒》通过人物语言、行动、表情揭示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透过菲利普夫人不同境况下的不同语言，分析菲利普夫人的内心世界，不难看出：在她心目中，于勒是好是坏，该亲该疏，完全取决于他有没有钱！这种唯利是图、自私、冷酷的性格暴露无遗。刻画菲利普时，层次分明地写出了人物紧张、恐慌以致失魂落魄的心理状态。菲利普以贫富为相认亲弟弟的准则，性格同样是自私、冷酷、虚伪和唯利是图。是什么造成人物如此的性格？需进一步的探知，让学生更清楚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质──“纯粹的金钱关系”。

培养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要教会学生通过文学去接触作者用各种技巧营造出一种意境，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情感，还要教会学生驱遣自己的想象去体会作者那种“实践性的感觉力”[6]。形象地表现主题是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共同规律。例如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一诗中，“广场回音”这句拟人句是出人意料的神来之笔，诗人描绘了亿万人民在广阔世界里齐声呼唤，四处寻找周总理的动人情景，将诗歌的感情脱出了极度的悲痛，同时寄情于物，通过人民群众和天地万物此呼彼应的深情回答，造成一种新颖、壮阔的意境，掀起了惊喜中同声赞颂周总理的高潮。引导学生通过反复朗读山谷、大地、森林、海洋、广场回音，去描绘一幅幅动人画面，把这种意境展现出来的过程，也就是对周总理为革命日夜操劳、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领悟、感知过程。这既符合人民的心愿，也符合诗意发展的逻辑，教师要引导学生体味出诗的韵味与深邃的感情。

一般说来，我们阅读文学作品，首先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包括情绪上感觉上的快感与休养。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上阕中描述了一幅北国雪景图，大气磅礴、气象雄伟，加上虚写句子翻出的一派清新气象，把人引到一个辉煌的境界里去。雪中景苍茫雄伟，雪后景清朗娇艳。充分诱发学生想象后，所展现出的意境是更加多姿多彩，气象万千。如此强烈的感染力使人想象之余怎不顿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感呢？

培养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还要注意训练学生的语感。这就是语言文字本身所有的意义和情味。比如鲁迅在《孔乙己》一文中写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一句中的“排”字，为什么不说“拿出”、“掏出”或“付出”呢？同学们在用九枚硬币权当铜钱，做了“排”的动作体验一下之后，又结合这篇小说的背景，体会到这个“排”字能表现出孔乙己拮据穷酸的窘相，既对酒店表示分文不少，自己是规矩的读书人，又能对短衣帮的耻笑表现出若无其事来，恰如其分地显示了他“精神胜利”的心理。用其它词都没有这一个效果。

三、构建创造性教学模式

我们认为，培养“创造性”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是落实中学语文教学素质化的具体体现。“创造性”人才只有中充满活力的教学熔炉里才能脱颖而出，因而探求与构造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已成为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人的一生是在一种“大语文”情境里的生存。“大语文”包括家庭、社会、学校三个层面的语文教育，因此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就必须超越课堂教学，将视角投射到社会的大坐标中去。在构造“创造性”人才教学模式进必须首先打破以学科教学为唯一模式的教学结构，建立以学科教学为主阵地、以切合时代特征的活动教学、感悟人生的生活教学和拓宽知识视野的讲座教学为配合的多元教学结构。

在学校教育的主阵地——课堂教学中，教师积极引领学生求真、求异、求活，在强化学生自身心智技能的同时，重在塑造他们的创造性人格，是“创造性”教学模式异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核心。长期以来，语文教学在应试教育的桎梏下将重点置于“应试”能力的培养上，这种应试能力将“知”与“能”分割，学生即使通过了应试升学的关口，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语文人才必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并没有得到充分培育，而“创造性”教学结构不仅有认知发展目标，而且有创造能力方面的指标体系。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始终使自身的导－－启与学生的思－－辨同步进行，这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而这种求异思维则是学生“创造力”的核心所在。在教学手段上，?“创造力”教学结构重在学生自读，要求学生内化教材，尽量调动自身的知识积累解决疑难问题。在施教过程中，教者采用口试、笔试相结合，现场发挥与闭卷测试相呼应的测试结构让学生尽快形成举一反三的能力，这种创造性教学结构十分重视因材施教，特别注重加强学生的个别化辅导，使学生在界定与同化固有重视的同时，养成“超前”意识与“进取”观念。

在构建“创造性”教学模式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教者的作用，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大力开展电化教学，使学生的创造意识融汇到灵活的语言场境，让语文课占领学生的心灵阵地。

简单的结论语文教学中的德育和美育渗透，是一种潜以默化的教育，而不是直露式的简单“灌输”。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应是以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一个互融贯通的有机整体。我们只要坚持学生主体论的正确观点，积极尝试语文教学素质化，充分把握学生、教材、情景等的特点，在教学实践中有机地运用德育和美育的原理，我深信：我们一定能够创造性地巧妙发挥出愉悦的渗透教育的神奇作用，以文载“道”。

注 释

[1]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2] （苏）马卡连柯：《论共产主义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第238页。

[3] 《孟子·梁惠王上》，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本）1980年版。 [4]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5] （英）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页。

[6] （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53页。

本文发表在1999年3月期《德育天地》（江苏省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