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的孩子”：顾城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万水
引言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涂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
――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这是顾城在1981年3月写下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的一段。顾城在诗情方面十分早慧，他八岁的时候就写下了“我失去了一只臂膀 / 就睁开了一只眼睛”（《杨树》1964年）这样想象奇特的句子。但是他在人情或者说世俗情感方面却是晚熟的，或者说一直没有成熟。“任性的孩子”一直是顾城诗歌中重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应该说也是顾城自己的形象。
头戴一顶类似于回族所经常佩戴的白色帽子，是公众眼里顾城形象的标志，顾城如此的装束给人的印象是不谙世事和超凡脱俗。顾城的诗歌给人的印象也是追求一种极致的纯净的美。而顾城的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任性的孩子”的形象就像现实生活中顾城的白帽子，成为了其诗歌中最有特色、也最有代表性的形象。
本文旨在探究顾城诗歌中的“任性的孩子”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来源、“任性的孩子”形象的特点和 “任性的孩子”形象的审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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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童年经历构筑了童话世界
顾城诗歌中的“任性的孩子”抒情主人公形象来源于他童年经历构筑的童话世界。顾城的童年生活以1969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在北京城市的生活，后一个阶段是随其父在山东和东北农场的乡村生活。这两个生活阶段一个在城市，一个在乡村，环境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不同，顾城在这两个阶段的年纪也不相同，但是顾城在这两个阶段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自然界特别特别感兴趣，而对人――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原因――都是“回避”的态度，即使是在北京生活阶段。据顾城的父亲顾工讲，顾城那时候“想出来的诗歌”的内容主要是“是塔松和雨珠的故事；是云朵和土地的对话；是瓢虫和蚂蚁的私语……”那个时候顾城常常“凝视在雨云下忙于搬家的蚂蚁；在护城河里游动的蝌蚪和鱼苗；在屋檐下筑窝的燕子……他不太看人――人似乎是最令人生畏的动物。”[1]
顾城在1969年以后的乡村生活更是如此，顾城一家人被流放的地方是渤海荒滩上偏远的村落，由于与当地人在语言沟通方面存在着问题，顾城一家很少与当地人来往。这时的顾城过着更加与世隔绝的生活，他每天就是跟随父亲喂猪、放猪，不过父子二人却很快乐，他们在还经常在喂猪的时候“对诗”，顾城对父亲说：“你有首诗叫《黄浦江畔》，我想对首《渤海滩头》；你昨天写了一首叫《沼泽里的鱼》，我想对首《中枪弹的雁》……”[2]在放猪的时候，父子二人“跳进这即将入海的水流里，尽情浸没和扑腾……没有人，只有云和鸟和太阳，还有远远的草地上正在觅食的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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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顾城的童年生活是相对封闭的，是与大自然中的阳光、雨滴、昆虫为伍的，这不正是一个标准的“童话世界”吗？这个童话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顾城通过想象构筑的，他剔除了和“人”有关的不愉快，保留了与自然和动物有关的“桃花源式”的童话世界。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真实自然和社会状况是要比顾城的童话世界残酷得多的。也许诗人顾城正是出于对这样残酷现实的恐惧、厌恶而退缩到了自己在心灵里构筑的童话世界。总之，无论那个童话世界真正存在与否，它都深刻地影响了顾城日后的文学创作，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成年以后的顾城依然认为：“我是一个在碱滩上长大的孩子，那里的天地是完美的，是完美的正圆形。没有山，没有树，甚至没有人造的几何体――房屋。当我在走我想象的路上时，天地间只有我和一种淡紫色的小草……”[4]
从顾城童年的经历来看，无论是客观的条件，还是主观的喜好，顾城都更习惯和大自然、小动物打交道。这样的生活经历奠定了顾城日后诗歌创作的基础。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了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对其日后的生活、行为发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艺术家。弗洛伊德就艺术家的童年的创伤性经验会转化为“情结”。 “情结”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深层心理动因。
二、一直没有走出童话世界的孩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也许大部分人的童年也都或多或少地被自己涂抹上了童话色彩，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他们的童话世界也仅限于童年时期。当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他们都会走出自己编织的童话世界。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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