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生计方式对农村生态的影响及其协调策略

农户生计方式对农村生态的影响及其协调策略

——以陕北黄土高原为个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变迁，农户生计方式日益多样化，由单一的种植转向养殖、林果业、外出务工、经商等。选择不同生计方式的农户如纯农户、农兼户、兼农户对生态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具有较大差异。应通过细分农户，加大扶持；调整生态退耕政策；推进生态中心村建设等策略，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协调不同生计方式农户与生态建设的关系，实现农村生态的改善与保护。 关 键 词：生态建设；农户；生计方式；陕北；黄土高原

中图分类号：C913.9；X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1)03-0047-08

Coordination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peasants’ livelihood

in Loess Plateau of north Shaanxi

(College of Humanities,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peasants’ livelihood in north Shaanxi Loess Plateau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and diversified, and the impact of peasants’ livelihood on ecological system has also changed.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ecological improvement of Loess Plateau of north Shaanxi can be realized by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well- coordin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ousehold livelihood.

Key words: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easantry; means of livelihood; North Shaanxi; Loess Plateau

一、问题的提出

生态建设是人类理性行为参与下积极的生态恢复与重建过程，但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生态建设一直困扰着人们，很多生态建设措施因为没有及时调整改进而适得其反，“如果从现实的角度观察我们对环境问题采取的治理政策究竟给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经常会发现，无论是环境破坏本身还是针对环境问题出台的环保政策往往都使当地人的生活状况下降，很多人因之陷入贫困”。造成这种有意设计的未曾预料的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态建设缺乏对“当地人”(农户)的关照。

事实上，农户在生态保护中的角色举足轻重。农户通过种植、畜牧、灌溉、薪柴等生计活动，直接与草原、森林、土地、水源等生态要素发生联系，“对中国多数生态比较脆弱的农村地区而言，农户作为最主要的行为主体，是本地生态系统的主要作用者。生计行为作为农户最主要的行为，从自然界获取维持生计需要的生产和消费资料，从而成为生态系统主要的人为干扰因素”。譬如单单国家实施生态退耕一项，全国就涉及3 200万农户，1.24亿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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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农户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观点如下：在生态保护中，因为生态环境具有公共性，产权无法明确界定，农户保护环境的收益难以内部化，环保激励微弱。虽然农户对一些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生产行为有较为明确的认识，但农户为了自身生活需求的满足，很难采取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在生产要素和外部条件的制约下，农户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通过增加灌溉面积，增大畜群密度，毁林开荒等方式来实现利益最大化，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总之，农民短期性的逐利行为、粗放低效的生产经营、落后的环保意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等，造成了一系列生态恶果。农户保护生态的直接动力来自国家的生态补偿，生态补偿费用大于或者等于农民生态建设的机会成本，而且能够足额到达是调动农户积极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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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农户提供粮食补贴和经济补偿，增加农户收入，节省农户的物资和劳力， “使农户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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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转出那些相对‘不利于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的种植业，转入‘环境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林业、畜牧业和非农产业”，“从根本上提高和改善农户的生存状态，才能达到持续利用与保护农村环境的最终目标”。永久性发放财政补贴、提高农户的贴现值、稳定农户预期、鼓励农户兼业，降低农户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提高农户的生计能力性的重要方法。

通过文献梳理可发现，长期以来，主流研究普遍持“国家主导”的宏观视角，以国家和社会的生态利益为出发点，对农户持一种责难态度，国家以“设计者”、“引导者”、“动员者”、“帮扶者”的角色出现，农户是被动的接受者。研究对农户意愿关照不够，对生态建设中农户生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从农户生计的角度对生态建设进行反思。

生计即谋生的办法。该概念有两层涵义，首先指生活的状况，其次指为生存而谋划，产生计策。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对生计概念做了最为精当的界说：“生计是谋生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用权)和活动的基础上”，“当一种生计能够应付、并在压力和打击下得到恢复，能够在当前和未来保持乃至加强其能力和资产，同时又不损坏自然资源基础，这种生计才是可持续的”。相应的，农户生计是指农户为了生存和发展而采取的方法和策略，进行的活动以及取得的成果。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指农户谋生方法由单一到复杂，由同质性到异质性的变化过程。如果农户能有效抵御风险，资产保值增值，谋生能力增强，生产活动不破坏生态环境，生活改善不是建立在对他人利益直接损害的基础上，那么，农户的生计就是可持续的。一般来说，一个理性的农户往往会选择多样化的生计策略和可持续的生计目标(预期)，但现实并不总是如此，在特定背景之下，农户往往会选择其他的生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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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调动农户生态保护积极

“对社会政策进行评估时一定注意倾听政策用户的声音”。生态建设效果如何，作为受众的农户最有发言权。生态建设应该有两个基本的评价标准：一是能够改善生态，例如植被恢复，生物多样性增加；二是与农户生计相协调，生态建设有利于农户生计可持续而不是使农户陷入生计困境。两条标准中，农户生计是否可持续，是否与生态建设相协调，是生态建设成败的关键。只有协调好农户生计与生态建设的关系，使农户生计在不破坏生态环境，乃至促进生态保护的条件下持续改善，生态建设成果才能维持，生态建设才是有效的。笔者拟从农户生计的研究视角出发，对陕北黄土高原生态建设区农户的生计状况、不同生计方式农户与生态建设的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探寻农户与生态建设相协调的方法，以期为实现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生态恢复与农户生计改善的双赢提供借鉴。 二、农民生计方式及多样化成因

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长城沿线以南，渭北高原以北，在行政区划上包括榆林市南部六县和延安市甘泉县以北8个县，232个乡镇，242万人口，土地总面积327万hm。全区耕地面积110.6万hm，其中大于25°陡坡耕地面积41.04万hm，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0.48 hm。该地区气候干旱、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90%以上，区域生态环境恶劣，人与自然矛盾突出，生态建设压力巨大。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的生态建设政策，陕北黄土高原因其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成为国家生态建设最早和力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笔者在榆林市的榆阳、米脂、绥德三县区中选取了榆阳区鱼河峁镇白家沟村、米脂县高渠乡马家沟村、绥德县崔家湾乡雷家沟村作为研究地点，采用问卷调查与典型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资料，共收集有效调查问卷307份。研究选取的三个村庄兼顾到了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生态多样性，在地理地貌方面，兼有台塬村落和沟谷小流域村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既有繁荣村落，也有衰败村庄，样本选取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调查的重点包括农户的主要生计方式及特征，选择不同生计方式的农户对生态的影响。 1. 农户主要的生计方式

(1) 种植。种植是陕北农户最传统、最基本的生计方式。在调查的307个样本中(在村农户)，只有3户没有从事种植业。农户的耕地面积最多达35亩，最少2亩，户均12.75亩，32.6%的农户的耕地面积超过15亩。农户的耕地质量普遍不高，60%的耕地为无法灌溉、水肥流失严重的低产坡地，30%的耕地为较为平坦但无法灌溉的梁峁台塬地，只有10%的耕地为能够灌溉的沟谷滩坝地。

农户在坡地种植低产耐旱的小杂粮，主要为糜子、谷子、豆类、马铃薯等，在沟谷地带种植高产的玉米、蔬菜等作物。坡地不能灌溉，水肥无法保障，全部靠天吃饭，产量低，收益小。在几种主要的小杂粮中，一亩坡地可收黄豆200斤，亩收入为400元(单价2.0元/斤，按2010年6月当地市场价计算)；谷子亩产300斤，收入450元。在坡地种植其他作物的收益与上述作物相近。滩坝地平坦易灌溉，水肥条件好，作物产量高，玉米亩产量可达1 000斤，收入800元，但沟谷滩地在农户耕地面积中所占比例很小，平均每户只能分到1－2亩沟谷滩地，有些地方农户的沟谷滩地平均不足1亩。

样本农户的种植业年平均收入为4 141元，最大值为30 000元，最小值为100元。其中，收入在1 000元及以下的农户占总样本的23.12%，收入在1 000—3 000元的农户占28.49%，收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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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0—5 000元的农户占22.58%，收入在5 000—10 000之间的农户占19.35%，收入在10 000元以上的农户占4.30%。

(2) 务工(包含经商)。在调查样本中，88.53%的农户有劳动力参与外出务工活动，65.81%的农户至少有一个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成员外出务工(经商)年收入最高达130 000元，最少0元，户均务工年收入12 880元。农户外出务工的家庭主要劳动力中男性占72%，女性占28%。青年务工者普遍不能积攒收入，养家糊口者主要为中年男性外出务工者，他们主要在采矿、工程建设等行业就业。以修筑高速路为例，苦力型务工人员每天工作10小时，收入在80—120元左右，年务工毛收入在18 000元左右，这代表了陕北农民外出务工的普遍水平。 短工是农户在村人员的主要务工方式。在村人员利用空余时间在本地做零工赚取工资。这种形式给那些不能外出务工却又缺乏就业机会、劳动力不能充分使用的农户成员提供了就业机会，是农户补贴家计，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短工工作与农村密切相关，如乡村修路、农田锄草、林果采摘等。工资水平为男性每天60元，女性每天50元左右。

(3) 养殖。养殖业是陕北农户传统的生计方式之一。调查样本中，24%的农户饲养有大型役畜，主要为黄牛、骡、马、驴，户均2头，用于耕地和拉车。近年来，随着退耕还林的开展和农业机械的普及，必须使用畜力耕作和运输的坡耕地减少，大型牲畜作为畜力使用的必要性大为降低；大型役畜繁殖慢，经济效益低；大型牲畜对生态环境破坏大，封山禁牧后，大型牲畜不能在野外放牧而必须舍饲，这必然增加劳动力投入和饲草料费用支出；大量青壮劳动力外出，大型牲畜看管困难，等等。这些因素都导致大型牲畜数量在农村急剧下降。

山羊因为具有繁殖率高、适应性强、易管理等特点，成为陕北养殖业的主要畜种，农户养羊主要用于积肥、出售。调查区在退耕还林、封山禁牧之前，传统粗放式放牧业十分发达，几乎每户一群羊，数量从十几只到几百只不等。自国家实行退耕还林、封山禁牧后，放养被严厉禁止，养殖方式逐渐转变为舍饲圈养，山羊数量剧减。样本户中，有27.42%的农户养羊，数量从1、2只到60、70只不等，户均19只。养羊数在20只左右及以下的农户基本采取舍饲圈养，利用农作物秸秆与退耕还草所产的紫花苜蓿喂养。据测定，一亩良田种草可养羊6—8只，收入是粮食作物的3—5倍。但也有4.84%的农户采取舍饲与偷牧相结合的方式。养羊户均收入3 175元，最大值为9 500元，最小值为400元。

养羊效益尽管明显高于种地，但农户舍饲圈养山羊的规模普遍很小。养羊数量在20只之内，农户自产饲料可以满足饲喂，只需一个家庭次要劳动力，老人、妇女即可完成。如扩大规模，则饲草料不足，购买饲草料的现金支出和圈舍投资成本增加，舍饲用工也增多，这决定了舍饲圈养只能作为农户多样化生计方式中的一种，而不占主导地位。

(4) 林果业。调查户在退耕还林之前没有一户从事林果业。林果业是在退耕还林政策扶持下逐步发展起来的。陕北退耕还林的经济林木主要为大扁杏与红枣。经济林木成长周期长，需要坚持不懈管护数年后才能产生效益。调查样本中，有75.25%农户拥有经济林；58.99%的农户管护不力，任由经济林自生自灭；38.71%的农户经济林产生收益。在有收益的农户中，有23.02%的农户经济林取得1 000元以上收入，其中8.63%农户经济林管护良好，收入在3 000—10 000元间，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在白家沟村，一名妇女家有8亩经济杏林，每年施肥8袋，一亩地可收杏核250多斤，杏核收购价为每斤4.3元，总收入8 000元。相比较，种地要连续地耕种、施肥、锄草、收割，人被缚束在土地上不能离开，而经济林可以在春天施肥、修剪、锄草后任其生长，只待秋天采收，平时几乎不用管护，省时省力，产量高、效益好，不但直接增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