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浅析王安石思想个性特征

历代士人对王安石的评价褒贬不一。罗大经在其著作《鹤林玉露》中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认为王安石像秦桧一样是国家的罪人。苏洵在《辨奸论》中说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认为像王安石这样行为举止违背人之常情的人一定是大奸大恶之人。吕诲评价王安石“大奸似忠，外似朴野，中藏巧诈”。黄庭坚称王安石“视富贵如浮云”。作为王安石最主要的政敌，司马光却称赞他“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梁启超更是对王安石做出“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的至高评价。王安石之所以获得两极分化如此严重的评价，与他独特的思想及性格特征密不可分。

他富于变革精神、创新精神，对他认为传统观念中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部分不盲从不屈从。司马光曾批评王安石说: 现在有人大讲什么天地与人事了不相关，日蚀地震皆有常数，根本不值得畏忌。难道《诗》、《书》经典不可信吗？ 先儒之言不可听吗？熙宁七年，天大旱，旧党人物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王安石依据子产“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以及荀况“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观点予以驳斥。王安石说：“旧月之薄蚀，阴阳之进退，乃时行之消息。虽天有所不能违，人事何与其间哉。”并在 《即事三首》的诗中表达了同样的见解：“旧月随天旋，疾迟与天谋。寒暑自有常，不顾万物求。”就是说，日升月沉和四季交替都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与人们的主观愿望无关。这种初步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士人阶层普遍习惯以“天命”的传统思想解释兴衰更替的风气中难能可贵，尽管王安石用来驳斥反对者的观点实际上是为自己推行新法铺平道路，但他敢于打破陈陈相因的保守观念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为人处世的态度上，王安石很大程度上就像司马光所形容的，“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凡是与他的政见不合的人，均予以无情打压。王安石出身下层官僚家庭，靠科举登上仕途。他能逐渐崛起政坛，主观上靠他政治的机敏，博得皇帝赏识，但也得力于前辈重臣的援引，如“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欧阳修“荐为谏官”，“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韩绛、韩维、吕公著“三人更称扬之”。问题是，他执政后，这些德高望重的提携者都对他的政策持反对意见，而王安石既无心说服他们肯定自己的政策，又不能以之为鉴，找出自己的失误之处，对这些先前的提携者只是一味无情压制，大打出手。说欧阳修“在一郡坏一郡，在朝廷坏朝廷”，“出彦博守魏”，“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虽然他也能认识到“兴利除弊，非合众智不能尽天下之理”，而且经常把“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共同议事，看似能够集思广益，但实际上，与他的政见稍有分歧的人，他都无法接纳，更不能让其转而为自己所用。显然，王安石极不善于团结朝廷中原本相对有利于自己各方力量，又缺乏从反对意见中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基本处世能力的欠缺是限制他发挥个人才能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王安石性格刚毅，意志坚决，善于打破陈规旧俗，其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另一方面，他刚愎自用，不善于吸取合理建议，缺乏自省意识，无法将强权与变通相结合，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这两种特征统一于王安石的强硬个性中，既成就了他，也是他的短板，是人们对他的评价毁誉参

半的重要原因。王安石政治生活的最终失败，是一个在思想能力诸多方面超越社会主流群体又不善于妥协调和的人才，在自身立场与多数人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所面临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