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部首发展简论
朱福生
一、汉字部首的表意性和检索功能
部首，就其本质而言，是汉字表意部分的共同偏旁，它是汉字结构中特殊的部件，既是汉字意义的表征，又是汉字联系的纽带。可以说，汉字之有部首，正是汉字最重要的特点。
现代大型辞书《辞海》对部首的解释是：“按照字形结构，取其相同部分，作为查字依据，分部排列，其相同部分，称部首。”这个解释仅从书面符号的角度指出了部首作为“查字依据”的作用，而忽略了部首的文字学的内在涵义，即部首的表意性。因此它就不能解释部首除用于查字外．而在教学中的多种利用。
部首是东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创造的。它是深入研究汉字结构，全面整理汉字表意系统的产物。邓散木先生在《说文解字部首校释》中说：“此书（指许慎《说文解字》）首列部首，所谓部首者，其性质与寻常字典之总目相同，不过寻常字典之总目，系依笔画多少为次，并取楷书最先下笔之某一部分，作为提纲，与其所属字之意义无关，故查法至为简单：此书部首则就字义分类，由此义转入他义，逐步孳生，故必须先明每一个部首字之意义，然后方能知其字之应属于某部，否则即无法查检矣。”（上海书店，1984年10月第1版）邓先生在此指出了部首的两个特点：首先部首是表意的，部首是一部字的首领，所属字和部首义相关，其次是部首具有起总目作用的检索功能。由于《说文解字》采取”据形系联”的编排方法，邓先生还特别指出，必须先明了每一个部首字的意义。然后才能知道要查的字属于哪一部。可见部首的意义在查检《说文解字》时起着关键的作用。
尽管后来部首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如相对《说文解字》所依据的小篆字体来说，字体改变了；相对”据形系联”的编排方式来说，编排方式也改变了；而且部首的数量减少了，有些单字的归部也出现了差异，等等。但是，后来的部首都是以《说文解字》的部首为基础的。部首调整的目的，一方面是由于《说文解字》部首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查字的方便，而并非有意去破坏或否定部首的表意功能。因此对后来的部首而言，部首的表意性仍然存在。明代梅膺柞《字汇》把部首减少到214个，后来的《康熙字典》直到现在的《辞源》，都沿用了这214个部首，《新华字典》又减少到189个部首。但是214个部首是把《说文解字》的部首加以归并和调整，其中大多数部首还是和所属字的意义有一定联系，即使是《新华字典》的189个部首，多数也是和字义有关的。因此在教学中，老师还是说“带某部首的字的意义和该部首义有关”。
部首的表意功能来源于汉字的性质。汉字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字，是建立在以形表义的基础上的，“六书”的主题正是如何来表意，虽然汉字在自身的发展中，字形发生了许多变化，有的甚至面目全非，但是至今仍属于意音文字的范畴，而其中的“意”主要是由部首来承担的。现代汉字中90％左右是形声字，部首的绝大部分是由形声字的形旁（即表意偏旁）来担任的。有人认为，“汉字的表意性是汉字命脉。表意性一旦受到根本性的破坏，汉字将难以有效地为社会服务。”（《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7页，语文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我们认为，部首如没有表意性，则汉字的表意性也就不复存在。
以部首来标志意义，在使用汉字的漫长时间内，已成为汉民族文字观的一部分，“秀才认字认半边”，不只是指形声字的声旁，也包括用形旁来推测字义。历史上，人们就曾经根据字义给一些字加上表意偏旁，时至今日，一些新造字（尤其是形声字）仍根据汉字传统的造字方法，使新造字从意义上归属某一部首。如”护”是新造简化字，用提手旁表示“护卫”和手的动作有关，“氕”（piě）是新发现的化学物质的新造字，仍不忘根据它的属
二、汉字部首发展的三个阶段
汉字部首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即文字学部首阶段、检字法部首阶段和简化字检字法部首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部首，有其共同点，也有其各自鲜明的特点。
许慎对汉字结构的分析，依据的是小篆字体。小篆字体是一种规范的字体，秦始皇颁
布的“书同文”令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文字规范化的文件，而这里的“文”便是指秦篆，也即小篆。从字体发展来说，在小篆之前尚有甲骨文、金文等形态的文字。在甲骨文和金文时代，汉字还保留了较强的象形意味，本着以形表义的造字原则，在形体上不受约束，比较自由，其关键在于“象”，至于多一点少一划，或者哪个部件在哪个部位，都是无所谓的事，以今天的眼光看，甲骨文时代，异体字特多，正是这个原因。在甲金文时代，部首也不是突出的问题。随着人们思维能力的发展，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加深，才逐步形成部首产生的基础。比如“电”字，原为闪电形，随着将图形符号化和人们意识到闪电和下雨的联系，于是写成“電”；“云”字，原为云气缭绕的形状，后来写成了“雲”；“雷”原为四面鼓，有说象雷声滚动，有说雷声如鼓，后来写成了“雷”字；”雪”字，原为雪片飘落之形，后来也写成了”雪”。诸如此类，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以”雨”领头的字群，这也便是部首产生的基础。所以，汉字以形表义的性质就孕育着部首，而字体发展到小篆阶段，部首的基础已经形成，只待有人揭示了。
到秦汉之际，汉字的数量已积累了相当大了。于是各种字书相继出现。这些字书的编排体例各有一套，面对许慎《说文解字》部首有较大启发的是史游的《急就篇》。《急就篇》
性加上气字头。人们一望而知，它肯定是一种气体；“癌症”的“癌”字，原来只写作“嵒”，后来，倒底给它加上了病字头。所有这些，都表明以部首来表意，在民族文化心理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在汉字的符号系统中，部首是一种有意义的部件，它使汉字以形表义的传统得到体现和延续，成为汉字表意性的当然代表。汉字被认为是信息密集的文字，其根源也正在于此。
部首的另一功能是检索。全部汉字分属一定量的部首，而部首又依一定体系排列，这使庞大的汉字集团组织严密、井然有序，成为汉字系统的一个纲领，一个抓手，因此也很自然地成了人们检索汉字的工具。许多字典是以部首笔画排列正文的，即使在以音序排列的字典中，也多附有部首笔画索引。
部首的表意和检索的两大功能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部首实际是个矛盾统一体，人们一方面希望部首仍继承着表意的功能，一方面又希望给检索汉字带来便利。事实上要想检索方便就要压缩部首的数量，而部首数的减少却又意味着部首内部的复杂化，使表意受到一定影响；而想要部首的表意能明朗些，则需要分门别类，从而势必增加部首，给检索带来不便。部首的发展是求得两种功能的一次又一次的平衡。
应该看到，部首在长期的文字发展中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由于人们对汉字符号的深入认识以及字体演进等种种原因，使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利用部首来为教学服务。因而，为了更好地利用部首，发挥部首的作用，就应该去认识部首，去了解部首的发展、变化，这对于认识汉字体系，更好地进行教学和科研，以及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都是十分有益的。
（一）文字学部首阶段
文字学部首阶段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540个部首为代表。部首的创立，是许慎《说文解字》的功劳，他根据对小篆形体的结构分析，提炼出540个表意部首，并用以统领9353个汉字，部首之间用“始一终亥、据形系联”的方法联系，构建了汉字庞大的体系。
是教儿童快速识字的读本，所谓“急就”，正好和今天的“速成”对译。《急就篇》不无夸耀地说：“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也就是说，他用了与众不同的方法编写课本，只要自己努力，用很少的时间就能取得成效，这与众不同的方法便是把同类事物编排在一起，“分别部居不杂厕”。将同类事物的名称排在一起，一种汉字独特的现象便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很多字都有相同的表意部件。尽管同类事物的字未必同部首。但在同类事物中，同部盲的字毕竟是较为集中和引人注目的。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他的这本书，“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这明显是受到《急就篇》“分别部居不杂厕”的影响。史游无意之中说出了许慎的意思，但二者的性质却不同，史游只注重事物的归类，而许慎却从中发现了部首，并进而对汉字的表意偏旁进行系统整理，归纳出540个部首，然后提纲挈领，带起了全部汉字。
许慎将汉字归属为540个部首，后人一般都认为许慎分部太琐细，而且有的分部也不尽合理。譬如说，有的部首没有所同字，即所谓“空部”，而且这类无字的部有36部之多，再如有些字归部不当等等，这里有许多主客观的原因，如汉字经过漫长时期的演变，有的字形已无法表现其初始义，而当时又没有甲骨文可资参考，当然许慎个人思想的局限以及受当时社会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恪守以形表义的原则，坚持“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在许慎的思想中，部首是纯粹表意的，他认为不能归入某部的字，宁可独立一部：也不能胡乱塞到哪一部里去。这样做的结果，也势必增加部首的数量，但对部首表意的纯洁性却是有好处的。正因为如此，研究汉字的人把《说文解字》作为必读书，对汉字结构进行分析，也必须以《说文解字》作为基础。
名义上，许慎是以传统的六书理论来分析汉字结构的，并留下了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解释“六书”的文字，但实际上许慎解释汉字结构只用了前四种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后二种（转注和假借）只在解释六书时出现过，而在具体字的解释中并未出现，后人研究认为转注和假借是用字之法，非造字之法，这有一定道理。因为许慎解说的是从字形结构上表现出来的初始义，或说本义，这是和汉字的表意功能密切相关的。转注，引起后人聚讼纷坛，但从汉字实际看，转注并没有对造字或用字产生明显的影响，否则何为转注，早就真相大白了。如果按戴汝潜所说“转注是一种为原来使用的文字增加表义偏旁，造新字的方法。”（见戴汝潜主编《汉字教与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却是和汉字表意关系很大的。假借对汉字表意的干扰很大。许慎对假借的解说是“本无其字、因声托事”，这是指有词无字时，用同音字来表示的现象，这种假借现象到现在还比比皆是。但是假借字和非假借字没有外部标志，就某个字来说，它原有初始义、现又承担了假借义，身兼两职，从表意系统来说，就造成了一些混乱，人们想不通，为什么”笨”是竹字头，“它”是宝盖头，“队”是左挂耳，“然”是四点底？其实这些字都是假借字，只能从音上而不能从形上获取意义。假借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新造字。但是它是和汉字的表意性是相背的，因而它一直被控制在最小的数量范围内。
许慎编排部首的原则是“据形系联”，即按照形体相似或意义相近的原因，将部首组织起来，比如说第八篇从人部开始，接着是“七”从倒人，“匕”从反人，“从”从二人，“比”是”从”的反字，“北”是二人相背，“身”象人身，“尸”象人卧之形等等，全篇共36部，都和”人”相关。但是这种“据形系联”具有较多的主观性，而更主要的是查找字很困难。南唐徐铉说：“偏旁奥密，不可意知；寻求一字，往往终卷。”徐铉是文字学家，对《说文解字》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尚且对查字感到十分困难，就更不用说一般读者了。
但是就当时的时代而言，许慎已创下了了不起的功绩，他的540个部首，也被后来的有些字书，如晋人吕忱的《字林》等沿用，南朝顾野王的《玉篇》有542个部首，对许慎的部首有所改动，但基本上仍属于《说文解字》部首体系的。《说文解字》部首实际应用了一千多年，直到明代梅膺柞《字汇》出现才有重大的调整。许慎的“据形系联”的部首排
列法也由此被彻底打彼，为部首笔画检字法所代替。
（二）检字法部首阶段
部首作为表意部分的共同偏旁，统领了所属汉字，而全部部首则领起了所有的汉字，因此人们很容易想到利用汉字部首来查字，这是对部首功能的新的开发。许慎当时只在于揭示汉字完整的表意系统，而并未考虑给查字提供便利，而且查字系统在当时也还不具备条件，因此许慎的据形系联法本非查字方法，用了一千多年，人们深感查字不便。
明代梅膺柞《字汇》的出现如一夜春风，使查字一下子容易起来。《字汇》有三个特点：一、简化了《说文解字》以来的字典的部首，共分214部，连《说文解字》部首数的一半还不到：二、部首字以及各部中的字都以笔画多少为先后，这就将”据形系联”的形式彻底破除了，完全以一种崭新的形式来联系汉字，完全依据客观的笔划数克服了“据形系联”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三、附有总的检字表，这就可以先在总目上查找，再去翻正文，避免了“寻求一字，往往终卷”的麻烦。这三大举措对后世字典辞书的编写可谓影响深远，直到现在，仍有许多字典保留了这些做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康熙字典》和《辞源》了，这两部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辞书完全采用了《字汇》的做法，采用了214部分类法。部首笔画检字法因而也成了各种字典查字的主要方法，即使现代音序查字的字典也附有部首笔画查字的索引。
《字汇》是检字法部首的开山祖师，也就成了检字法部首的当然代表。
《字汇》对部首的改革，其出发点在于修订《说文解字》部首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同时为检字提供方便。它并无意去破坏部首的表意性，相反在考虑检字方便的同时也照顾到部首的表意性，因此它不是重远炉灶，另搞一套，而是以《说文解字》部首为基础，进行大刀阔斧的删并。首先它删去了《说文解字》中的空部，即没有所辖字的部首，又删去了同形复体部首，如有了口部，将吅鄙、品部、噐部全部删去；然后又合并了一些再生代部首，如“虎”含有部首“虍”，但”虎”又是部首，于是将“虎”部归“虍”部，同样的如“氣”含有部首“气”，但“氣”又是部首，于是将“氣部”归入”气部”，另外又合并了一些形体相近的部首，如将“谷（ɡǔ）部”和“谷（jué）部”合并为“谷（ɡǔ）部”等。
《字汇》对部首的改革，依据的是当时通行的楷书字体，在楷书之前曾经发生过时字体结构产生极大冲击力的隶变，隶变是汉字字体发展中的大事，它以前所未有的开脱的态度破除了“随体佶曲”的图形文字，改圆曲为方直，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隶书之后，汉字不再能以形解字，而日趋符号化，但汉字部首仍以它的意义在汉字中发挥作用，如“日”是”大阳”的意思，带有“日”这个部首的字，仍与“太阳”有关。这是汉字表意性在新的字体中的延伸。
字体的巨变势必引起部首的巨变，隶书在部首上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部分部首字因适应方块字而发生变形，如位于左旁的“水、心、示，衣”变形为“氵，忄，礻、衤”，位于右旁的“刀、攴、邑”变形为“刂、攵、阝（右），位于上头的“竹、网”变形为“⺮、罒“，位于下面的”火”变形为“灬”等。这些变形部首也为后来的楷书所继承。
一是对部首的合并，由于字体的变形，就使原先不同部的字在字形上相近，甚至成为同部字。如“大部”，樊字下原从付，两手攀登意，后来写成“大”，莫字下原吩，草丛意，后来写在“大”，奠字下原从丌，案几意，后来也写成了“大”。清人顾蔼吉《隶辨》说：“从收、从艸，从夭之字或伪从大。”既然隶变把这些原先不属大部的字都收进大部，那么大部的内部就很杂乱，大部的表意性也就捉摸不定，难以体现了。又如月部，原先服，朕、前、俞、朝等字都属舟部，现在都成了月部的字，青、静，原来从丹，隶变也从月；再加
（三）简化字检字法部首
简化字检字法部首的产生和系统简化汉字有关。从历史上看，在汉字的字形演变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繁化和简化的矛盾。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面符号，从记录的速度来看，要求便利，这就促使汉字简化；从记录的准确看，要求辨识，这又促使汉字繁化。从传递信息的角度看，要求快速，从接收信息的角度看，要求清晰。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字形在繁化和简化的矛盾斗争中又总是日趋简化的。汉字的简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字体的演变，从甲金文的图形到小篆的线条文字到隶楷的笔画文字是一个简化的过程。另一种简化是在字体内部进行的笔画的精简，这实际在各种字体的阶段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现代简化字是楷体汉字的内部变革。它产生于大规模的汉字简化运动，和我国解放后的文字改革紧密相连。
全国解放后，一方面关于汉字简化的问题早已历史地存在，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学习文化。为此，早在1956年，国务院就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这个方案包括92个简化字和40个简化偏旁，以后又陆续公布了四批简化字，并于1964年5月公布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10月，国家语委又重新公布了《简化字总表》。《简化字总表》分三个表，共包含2235个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类推字，（说明）认为“汉字总数很多，这个表不必尽列”，由此可知，简化字的数量是极其庞大的。
从总体上看，简化字大大地减少了笔画数，这就必然导致更多的汉字在字形上更为接近，比如“发”是“發髮”二字的共同简化字，并和“友”又十分相近，简化后的言字旁在书写时和三点水旁简直难以区分等，同时简化字运用了种种简化的方法，有的方法如假借法（同音替代法）、草书楷化法，符号替代法等，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六书”的结构，对汉字的表意性带来一定影响。
简化字对汉字的表意度是一次检验，人们一方面要求汉字简化，便于学习和书写，另一方面又要求简化字保留汉字表意的特点，符合人们认知汉字的思维习惯。汉字简化应该说是兼顾到这两方面的要求的。
简化汉字的方法与涉及到的字数关系到汉字表意性，如运用最广的类推简化字，涉及到的是汉字大户形声字，尽管偏旁进行了简化，但由于汉字部首是以其意义参予汉字表意功能的，因此，这最大多数的字群可用“六书”来分析。另外如恢复古字的”云、气、从、儿”等自然也能用“六书”分析；由于部首的义类相通，用简单部首来改换繁难部首的，以及根据“六书”新造的简化字，也都能用“六书”来分析。影响最大的是古已有之的假借法（同音替代法），而且本用、借用并行，还有草书楷化字如”书、专、为、乐”等，但这些字在简化字中是少数。符号代替字有两种，一种是全形符号代替，如“義”简化为“义”；还有一种是部分符号代替，如”刘、邓、赵、这”等，它们还保留了意符。
上原先从肉的字隶变从月，和月形近，因此从月的字的内部也变复杂起来。隶变的这一动作对部首的表意性冲击最大，但这给《字汇》归并部首做了前期准备。
楷书对隶书的变革远远小于隶书对篆体的动作。但楷书进一步改隶书的波磔为直线，隶书中还残存的一点圆曲的笔势在楷书中被彻底扫荡，并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汉字笔划，这就为按笔画之多寡排列的笔画检字法提供了基础。楷书的笔划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直线性，没有圆曲之处；一是方向性，从左到右，先上后下；再一就是稳定性：楷书中每个字的笔画数、笔形、笔画所居的部位都有规定。这些特点使根据笔划检字成为可能。
《字汇》的三大改革可以说是收水到渠成之功。但部首数的减少意味着更多的原先不同部的字放在同一部首内，部首表意的清晰度受到影响。但《字汇》的删并部首有它的合理性，因此绝大多数的字仍和部首意相关，而因提供了检索的便利，成为字典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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