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锣鼓乐。民间又叫清锣鼓，是全部用打击乐器演奏的民间器乐合奏形式。如“四川闹
年锣鼓”、“天津法鼓”等。
从整体来看，孕育发展数千年的民族器乐特点鲜明，其艺术特征整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与声乐的密切联系。中国汉语言声调对字义的决定作用，在音乐上不仅影响到声乐方面，而且通过声乐又影响到器乐方面。为了便于表现“高腔”，即演奏中的“音程的音高、音色、力度”作细腻变化，无品无键乐器得到普遍的重视。
（2）与习俗密切结合。在中国传统的迎神赛会、婚丧嫁娶、节日行事等各种民俗活动中，均有丝竹、吹打、鼓吹、锣鼓等器乐演奏伴衬，成为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为了渲染各种行事的气氛，表达人们的内心情感，伴随着不同的场合，还有不同的乐器组合，乐曲曲目和吹奏风格。
（3）注重旋律的横向发挥和乐器之间的音色组合。这一特点是与西方器乐相比较而言的。近代西方器乐创作中，十分重视纵向的和声关系，也就是追求声部结合的竖的音程结构和功能序进，色彩变幻。而中国民间器乐合奏音乐中，各声部之间虽在纵向关系方面亦有不同音程的组合，但是这种纵向关系并不是音乐思维的基础，在实际音乐中起作用的是各声部的横向的旋律线条，由于充分发挥各种乐器性能进行变化演奏，而引起多种旋律线状的结合，各声部之间起主导作用的组合形式是支声式的声部组合，形成了民族器乐自身的艺术特点。
9．20世纪初“新音乐”的主要特点。
所谓“新音乐”，是指晚清以来随着西洋音乐的传入而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中国音乐文化，它不同于此前的中国的传统音乐，是在西方音乐文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新兴的音乐艺术类型。它是清末和近代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以来，“新音乐”文化以其迅猛发展的势头，逐渐成为近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的主要潮流。
“新音乐”的启蒙和开端，是以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为主要原因的。西洋音乐文化的传入途径有四个方面：即基督教会的宗教歌咏、新式军乐队的建立、新式军歌的发展，新制学堂乐歌的开设与学堂乐歌的发展等等。尤其是新制学堂的建立、乐歌课的开设以及通过这一途径而产生的学堂乐歌的产生和发展，成为我国“新音乐”文化萌芽发端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20世纪初西洋音乐文化加速传入中国的后果，一方面引发中国传统音乐的时代变革和改良，另一方面则促成了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启蒙与开端。从文化特质上讲，这是一种崭新的中国音乐文化类型。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西方音乐文化因素”的融入，“中西融合”。即借用、吸收西方音乐文化因素来创造中国风格的“新乐”。20世纪初作为中国“新音乐”文化发展的萌芽阶段，以学堂乐歌为典型代表，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式记谱法的引入。在20世纪初的“新音乐”文化中，受西方音乐文化输入的影响，开始采用西方的五线谱和简谱来记谱。这种“新式”记谱法作为一种“有量记谱法”，能较为准确、完整地传达音乐作品的信息，更易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和接受。因此，20世纪初以来，我国传统的工尺谱等记谱法渐渐地被时代所淘汰，而从西方引入的五线谱和简谱则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逐渐成为“新音乐”文化的主要乐谱媒介、载体。
（2）西方大小调式体系的运用。这一时期，西方建立在十二平均律基础上的大小调式体系，随着西方音乐的引入而开始被介绍、运用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音乐”文化中。它与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声调式体系并存，共同构成中国近现代新音乐乐学基础。
（3）“新式”歌曲——学堂乐歌的创编。学堂乐歌是这一时期中国“新音乐”的主体。与中国历史上的“依声填词”等歌曲编创手法类似，这些近代新式歌曲也主要采用“选曲填词”和“按词选曲”来进行创作。但是对比中国的传统歌曲，学堂乐歌的创编已融入了“西方音乐文化因素”。
（4）群众集体歌咏形式的确立。这一时期，除了基督教徒的集体歌咏、新式军歌的集体歌咏外，学堂乐歌作为这一时期新音乐的主要艺术形式，基本上也是以西方和日本通用的简谱或五线谱记谱的，供学生集体咏唱的齐唱曲（当时称之为“单音歌曲”）。至辛亥革命后，又开始有了少量的合唱曲（当时称之为“复音歌曲”）。除此之外，这种集体咏唱的学堂乐歌不仅旋律采用了国外脍炙人口的曲调，它的歌词也与传统音乐不同，采用白话文并且贴近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社会教育意义，时代性非常强。因此，学堂乐歌不仅在学校中被学生集体咏唱，更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重大的影响。而这种集体咏唱方式的确立，也为“新音乐”后期发展中的群众集体歌咏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10．20世纪20年代新音乐的特点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新音乐文化融合、发展的时期。在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音乐文化一方面发展着与工农革命斗争相结合的群众性音乐活动；另一方面，在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思潮影响下，开始创建新的专业音乐文化。从音乐形态上来说，虽然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音乐仍然是以中西结合为其主要特点，但是这时期“中”与“西”的结合已经开始逐渐提升到专业性和理论性的高度。反映到这时期的新音乐本体上，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学校歌曲等群众性音乐创作的专业化。“五四运动”以后，我国近现代新兴专业音乐创作才真正开始起步。这种专业化尝试首先出现在学校歌曲等群众性音乐创作领域。这些群众性音乐虽然创作体裁仍以中小学音乐课所需的各种学校歌曲居多，创作题材及内容也多以宣扬“五四”反帝爱国思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但是它已经彻底摒弃了原来学堂乐歌“选曲填词”和“依词选曲”的创作方法，吸取西方音乐的创作经验和模式，同中国歌词内容相结合，从而表现作曲家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感受。在创作技法上，对于西方音乐的借鉴也不再是“生搬硬套”，而是采用西方大小调式和西方音乐织体、音型来创作自己的旋律。从整体上讲，从学堂乐歌到学校歌曲的这一转变，标志着我国近代新音乐文化、尤其是声乐创作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2）伴奏和柱式音型织体的运用。“五四运动”以后，音乐创作专业化，一批主要从事歌曲创作的作曲家们，已经不满足传统学堂乐歌“选曲填词”式的创作方法，开始探索新的创作方式，依歌词而谱写旋律，并且随着作曲者专业水平的提高，开始为歌曲配写钢琴伴奏。但是大多数作品钢琴伴奏的音型织体还比较简单，主要采用柱式和弦，只是在和声上起一些衬托作用。
（3）艺术歌曲创作的萌芽。中国的第一首艺术歌曲是1920年青主创作的《大江东去》。继而有赵元任、钱君陶等作曲家创作的一批为文言歌词、古代歌词以及白话新诗谱曲的艺术歌曲。20年代在中国社会音乐生活中出现的这批艺术歌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白话体新诗歌相结合，继承了西方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艺术歌曲的创作经验，也是诗歌与音乐的有机结合。歌曲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曲调表现力强；表现手段和作曲技法复杂；钢琴伴奏占据乐曲整体构思的重要地位。另外，在艺术歌曲歌词与曲调的结合上，我国作曲家也已经开始初步注意到要创造具有民族风格的音乐语言。
（4）合唱和多声部音乐民族化的初步探索。我国的合唱音乐继20世纪初李叔同创作了《春游》之后，在20年代又有了一定发展。比较有成就的作品有萧友梅的《春江花月夜》、赵元任的大型合唱曲《海韵》等。这些作品对在艺术创作上如何使西方多声创作技巧同我国传统音调结合积累了最早的实践经验，对西洋多声音乐创作技巧的民族化作了初步有益的尝试。
11．20世纪20年代新音乐的发展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化建设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这时，许多留学国外的音乐家纷纷学成归国，在我国专业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新音乐文化也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传统音乐及其专业教育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新音乐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音乐社团的建立和专业演出活动的开展。20世纪20年代，在我国沿海各城市曾先后涌现了一批新兴的音乐社团：如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上海中华美育会、北京国乐改进社等。而与此同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各种新型音乐社团和早期专业音乐教育结构建立的影响，这时期的城市音乐演出活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2）专业音乐教育的开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各种具有普及社会音乐教育的音乐社团在一些大中型城市中陆续建立起来，中小学学校也越来越重视音乐教育，学校音乐教育日新月异。这一情势迫切需要建立起专业的音乐文化事业，为社会培养和提供大批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音乐人才。因此，在“五四”以后，在蔡元培积极倡导与萧友梅等归国留学生的努力开拓下，我国在各种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等最早的一批专门音乐教育机构，其中上海国立音乐院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初期的主要音乐教育机构。
（3）在蔡元培先生对中国音乐文化教育“兼收并蓄”方针的引导下，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也相当重视。由于借鉴了部分西方音乐的教学方法和创作经验，传统音乐的创作和教学实践也因此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器乐音乐等传统音乐教育吸收西方音乐教育的经验，开始走上专业化发展的轨道。
（4）音乐理论研究的开展。在20年代新音乐文化的建设过程中，音乐思想和理论研究也开始为一些热心于新音乐文化事业发展的音乐家们所注意。这一时期在中国音乐史研究、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专业音乐教材建设和专业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的工作，都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王光祈先生以音乐理论研究为毕生奋斗目标，为我国近现代音乐学事业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5）儿童歌舞音乐的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推广国语和大力提倡“白话文”、“新诗”的改革影响下，随着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迅速发展，我国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音乐体裁——儿童歌舞音乐。其中在这一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是黎锦辉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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