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记名，可转让的，以后有人持存单来取款，银行有义务付款，所以银行拒绝付这6000元。这个人感到很委屈，小偷被捉到了，事情弄清楚了，结果银行还是不给钱。报纸上报道了此事，标题是“何时还我血汗钱”。银行感到也很委屈，这个存单无法证明毁损，灭失，它相当于钱，是可以转让、流通的，无期限的，如有人善意持有后来要求付款，银行没理由不付款。但银行没有占有这个人的“血汗钱”。这种“还我血汗钱”的慈悲心是民法理念的必然结果。
在这里，我想民商合一或民商分立，都不是主张没有商法的存在，民商合一也不是商法没有存在的必要，毕竟民商合一中有“商”这个概念，既然走民商合一的道路，商法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不把“民商”叫“民法”呢？在民商合一的模式中，商法并非不足称道的。较商法而言，民法是博爱的，它同情、保护、关爱弱者，有着很高的道德水平，如不关心弱者，民法认为是“恶”的，但商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恶”的，因为它鼓励人们赚钱，唯利是图。如果现在我们不承认商法存在的必要性，还局限于“君子言义、小人言利”的道德说教，恐怕市场经济无法进行下去了。就现实而言，我们的市场还不健全，我们的商人处于发展阶段，如果不鼓励商法的理念，就不会有矫枉过正的结果。因为我们社会中市场的东西还是太少了。
总之，我认为票据法定位在商法，如果走民商合一的模式，票据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二、票据法的价值取向
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紧密联系。梁慧星先生在讲授《合同法》时，讲合同法的价值取向是合同正义与合法效率。如正义与效率发生矛盾时，取义而舍利。梁老师又讲，在制定合同法中有几项立法原则，其中一项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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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意思是人人有工作干，有饭吃，有衣穿，这是个大目标。那么，票据法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果票据法追求经济效率，那么这部法律一点伦理道德都没有。这与我国法律体系的价值目标相冲突。而且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尤其是二战后各国的立法、法理、司法中都强调公权，维护社会公益，如果票据法只维护商人的唯利是图，恐怕与世界立法发展潮流相矛盾。所以说票据法不只追求效率原则，但主要是效率原则。
从票据法的立法目的，制度结构可以看出它的价值取向。票据本身是一张纸，从中看不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政策目标，只是商人用来作生意的纸。从本质来看，促进票据流转是票据法的价值目标。促进票据流通，是维护交易安全所必需的。如基于对票据的信任而发生票据的流通行为，只因一次欺诈无效而要求推翻所有的交易，重新按合同性质来决定行为的效力，这是不安全的，不是票据法所追求的。
在这个大目标下，究竟是追求“交易秩序的安全”还是“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不无争议。在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的票据样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票据的使用目的，即要求有真实的合同关系，和票据的交易编号，即要求有合同的交易号码。这就把票据与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联系到一起，来保证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如违法地使用票据，法律不能容忍这种违法行为，同时也认为票据是无效的。在立法过程中，有人提出如果把票据与合同关系相联系到一起，还不如不立票据法，有合同法就足够了。从西方票据发达史来看，票据在流通中有多种功能，如克服携带现金之不便，克服使用金钱在时间、空间上的不便、支付、结算、融资功能。只有在流通中，票据才能发生诸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不必过分考虑使用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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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用途。因为可以通过完善合同法、行政监管法规来解决这些问题，没必要赋予票据法太多的历史使命。
票据法只是保证票据流转的安全和流通秩序的安全，至少每一手使用票据的安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在立法条文中体现出“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的立法精神。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签发取得转让票据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务关系。条文中使用“应当”。票据法第21条是关于汇票的，此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还要有保证支付的可靠资金来源。本票中也规定，签出本票时必须有保证支付的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没对价的票据进行骗取他人的资金。从规定的“必须、应当，不得”等字眼中，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不保护没有合法交易关系而签发票据的效力。如签发空头支票的效力，是把票据效力与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相联系还是相分离？票据没有转让，只在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由于是空头支票而票据当然无效，但如果善意转让，如何认定票据效力？因为空头签发的支票而认为票据无效，作假者以票据无效而当然不负担票据责任，对于善意受让人因票据无效而不能有效地保护票据权利，事实上票面上并没有标明合法交易或非法交易，这样使“亲者痛，恨者快”。
许多学者撰文批评这种现象，因为这个票据原理早已被西方国家法律所采纳。但立法论证中，因为当时票据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很陌生，中国人民银行显然具有权威，他们认为不能主张票据无因性，这样必将使票据成为骗人的工具。他们希望票据法解决不使票据沦为“骗人工具”的结果。但实际中，票据只是流通中的一张纸，对于伪造，变造票据的行为，票据法可以进行规定。对于如何避免票据成为骗人工具，应由其他法律部门作出规定，如刑法、行政法、民法。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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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法律责任这一章，如追究刑事责任，要在刑法典中寻找；如追究民事责任，要在民法侵权法中寻找。所以我们应当承认票据法的功能有限性，对于价值取向来讲，公正与效率可能过于空泛，维护票据流转秩序应是票据法的价值取向。
在私法领域，法律所不禁止的，都是法律允许的。如违反禁止性规定，要追究法律责任；如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推定为法律所允许的行为。商人往往在没有禁止性规定的范围中寻找法律漏洞，来牟取法律上的利益。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期货纠纷的案例，就属于上面所讲的情形。A公司欲从事期货交易，找到期货经纪人B公司，委托B公司为A公司炒期货。A公司并没有资金，但A公司持有A银行签发的银行汇票进行炒作，共用每张500万的银行汇票26张18次，总计1亿多元的资金投入期货市场。这1亿多元的资金顺利完成期货交易，对于A公司、B公司、A银行三方获利，A公司及时清结了B公司的佣金，清偿了A银行的资金，A公司还有营利。由于期货市场发生巨大震荡，使另外的3张汇票总共1500万元炒赔了。这时承兑行着急了，在汇票没到期的情况下，诉至人民法院，以A公司与B公司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为由，要求法院宣布汇票无效。本案中B公司没直接进行请求付款，汇票到了B公司帐户后转移到C公司，C公司持汇票到B银行办理了质押贷款，C公司又将汇票资金转移回B公司用于炒期货。B银行得知诉讼发生后恐怕质押权无法实现，便在汇票票面上加注委托收款的字样，说明贷出的资金属于垫付。但根据票据法规定，“委托收款”属背书人转让票据时的背书内容，被背书人无权进行此项背书，应由C公司进行背书。没真实的交易关系而签发的票据并非当然无效。那么从C公司与B银行之间的票据关系着手分析，按票据法原理，C公司与B银行在票面上记载着是“委托收款”，而真实的交易关系是质押贷款，因在这个票据关系中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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