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语言学的两度转型

百年中国语言学的两度转型

作者：李如龙 字体： 【大 中 小】

中国语言学的第一次转型开始于19世纪末叶，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这次转型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清末到民初，其主要标志有四个方面。第一，切音字运动和白话文运动。这是近代中国民主改革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语言学第一次关注语言规划和语文政策的研究工作和社会运动。切音字运动的目的在于改革未能标音的方块汉字。这个目的未能实现，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在学理上不太适应汉语和汉字的内在关系是主要原因。但是众多研究家的辛勤劳动对于后人分析汉语语音的声、韵、调系统，跳出反切的窠臼，对于认识现代通语和方言，重视实际口语的研究都有良好的深远影响。白话文运动取得的胜利结束了未能适应语言的时代变迁的文言文的数千年统治，解决了社会语文生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催生了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规范系统，使现代汉语研究有了明确的基础。第二，开创了汉语语法研究。《马氏文通》（1898）借助西方语言学的经验，第一次对汉语语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它抓住了汉语“字”的音节、语素和词三位一体的根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句读”分析方法，从词法到句法构筑了完整的系统，为汉语语法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马建忠之后，又有来裕恂的《汉文典》（1907）和章士钊的《初等国文典》、《中等国文典》（1907），十几年间刚起步的汉语语法研究就显露了非凡的光辉。第三，章太炎、黄季刚一方面总结、推进了传统的音韵学，并且开始关注鲜活的方言的调查研究，后来形成的章黄学派起到了中国语言学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们的上古音研究成果“古声19纽”、“古韵28部”、“娘日归泥说”等，不但是对清代古音学的总结和延伸，而且体现了语音史的研究方法；《文始》、《新方言》、《蕲春语》对于训诂学的发展和方言学的开创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第四，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标志着辞书编撰和词汇学研究的新开端。这两部辞书不但规模庞大，更重要的是突破了单字研究而注重复音词的搜集；突破了书面语研究而注意从“社会口语骤变”中取目，这都反映了现代语言学气息。 第一次转型的后期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半个世纪，这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传统语文学，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上都有崭新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对现代汉语的本体研究获得了辉煌成就。在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又开展了国语运动、大众语运动、推广普通话运动、汉字改革运动，这对于建立和推广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规范，并且落实于语文教学和社会语文生活，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不论是音系学、实验语音学或是词汇学、修辞学的研究都建立了崭新的体系。尤其是体现汉语特点的语法研究，经过百家争鸣，更有长足的进步。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丁声树等的《汉语语法讲话》，以及朱德熙、张志公等的语法著作都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语言研究所集体编著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八百词》则是现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的里程碑。

这一时期的另一方面成就是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从古典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的转型集中体现在由古代语言转向现代语言和由书面语言转向口头语言，由零散的研究转向系统的研究。自从高本汉利用丰富的方言调查资料研究语音史之后，中国第一代现代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丁声树等都十分注重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同时，这一时期开展了大量的区域性调查和全国方言普查。我们对中国境内的藏缅、苗瑶、壮侗诸语言的研究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有了前期的开创和后期的发展，中国的传统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的转型已跟上了世界语言学发展的潮流。古典语文学是为经学服务的，以书面典籍中零散的语文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现代语言学则是从实际口语出发，把语言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来研究的独立学科。这次转型使中国不但有传统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而且有了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方言学、民族语言学、汉语史、普通语言学等现代语言学学科。

由于20世纪60年代那场浩劫，中国语言学也经历过一段可悲的停滞。改革开放后，从70年代末期到现在，中国语言学出现了第二次转型的良好势头。其基本事实和主要特点有三方面。

（一）传统的小学研究正在经历现代科学化的转变。不论是音韵学、文字学还是训诂学，这种转变都有三个方面表现：一是对已有的研究进行理论总结，既继承优良的学术传统，也扬弃了不科学的成分，建立新的理论框架；二是拓展了研究领域，加强了薄弱环节的研究，使整个学科更加系统化。例如音韵学加强了近代音的研究，利用当代方音来论证语音史，和民族语言比较以研究远古语音；文字学加强了近代俗字和现代汉字的研究。三是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了许多新课题，使传统学科增强了活力，在理论和应用上做出新贡献。例如音韵学扩展为语音史的研究，训诂学跳出生僻字考证的圈子，注重了常用词的研究，延伸为词源学、词汇史的研究，文字学则注意了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字，把古文字研究和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的研究结合起来。

（二）关于汉语本体的研究，新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方法、新思路，使汉语的研究明显地向深化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注意语言系统各方面的关联，把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分析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在传统小学的研究方面把音韵学、训诂学结合起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沈兼士的声训论，杨树达的词源学，后来王力发展了这一方法，从音类的关联去推究同族词，提出同源字论，1982年出版了《同源字典》。在现代汉语的语音研究中，突破了音节及音类的分析，关注了各种语流音变，如轻声、儿化、变调、小称等等，这不但展示了多音词占优势后的语音质变，而且探讨了各种连音变化与词汇、语法的关系。为方言词考本字，拿方言音义和字的古读和本义进行比较，这就把语音研究和词汇研究，方言研究和古汉语研究都结合起来了。近几年来关于近代汉语实词虚化的“语法化”研究和词组凝固为词的“词汇化”研究，则把词汇和语法的研究、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些做法，使我们能如实地理解和展示语言的整体结构及其内在联系，实在是汉语研究的一大进步。第二，注重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把古今汉语打通，南北方言和通语打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打通，这就大大推动了汉语史和汉藏系语言的研究。吕叔湘所倡导的近代汉语研究，已经显示了它对汉语史研究和现代汉语（包括通语和方言）研究

的巨大推动作用。张永言提倡的从生僻词考证转到常用词研究，已经在词汇史的研究中显示出重要的指导意义。后来关于方言底层现象的研究，民族语与汉语的相互接触和影响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中国语言地图集》和41部汉语方言词典等的陆续出版都是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可喜的进步。第三，由于系统研究、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开展，也推动了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但大量引进出版国外重要普通语言学的名著（索绪尔、布龙菲尔德、萨丕尔、乔姆斯基等），中国语言学也进行了历史的总结，《中国语言学史》就有王力（1981）、何九盈（1985：古代，1995：现代）、濮之珍（1987）、赵振铎（2000）等名家所写的专著出版。中国学者也有了普通语言学的专著。徐通锵在《历史语言学》（1991）之后又有《语言论》（1997），都是就汉语的特点总结自己的结构和演变理论的力作。马学良等则编有《普通语言学》（1997）的教科书。在分科理论方面也有许多新探讨。在音位学、音系学、实验语音学、语义学、认知语言学、语法哲学等部分都有填补空白、体现新知的名著出版。

（三）突破了内部语言学和本体研究的局限，拓展到外部语言学研究和为社会生活服务的语言应用研究。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在西方形成了热潮，连同更早兴起的人类语言学在80年代被中国的语言学者引进中国，没几年功夫，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在中国也掀起了热潮。全国范围内举办了多次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学术会议，出版了《社会语言学概论》、《文化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等一系列专著。关于老中青三代人的语言变异、不同社会阶层的言语变异、双语现象和双方言现象，关于现代中国的语言计划和语文政策，关于汉语汉字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成了热门课题，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随着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和汉语母语教育的改革及外语教学改革的深入进行，西方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陆续被引进，关于汉语和外语的比较研究，母语教育、外语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的理念更新和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成了热门课题。此外,在词汇研究领域里还兴起了专名学(地名学、人名学)、术语学、辞书学；在言语应用方面兴起了语用学、话语语言学、语体学、交际语言学、语言风格学、口才学、文章学、广播电视语言、法律语言、艺术语言研究；在科技应用方面则有与中文信息相关的实验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机器翻译、汉字编码研究、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

相对而言，和第一次转型相比，第二次转型时间短，但是变化快，规模更大，成果更多。这是中国现代化社会高速发展所决定的，也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政策所促进的。1980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和民族研究所、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发挥了统帅作用，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国际中国语言学会以及各种分科学会（音韵学、方言学、训诂学、修辞学、社会语言学等）的建立对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也因为时间还短，有些新理论，新方法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国外也还没有完全定型，尚未建立科学规范，因而还不够成熟和细密，有些成果的质量还有待加工和提高。有些新学科更有待充实、调整才能得到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