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魔术，专门骗那些头脑简单的人。试问，你有不失业的自由吗？你有不工作的自由吗？在自由世界，才有失业、不失业的分别，才可说有气节、讲廉耻。因为人们有自由，法律上保障人的独立人格，承认人的尊严。有了自由，人即须负责任。再深一层说，人有道德意志、自由意志，才能谈有气节、有廉耻的问题。在大陆上，谁敢说我有自由意志呢？所以，共产党耍的那些文字魔术，都是没有意义的话，你听他那些话干什么呢？偏偏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去捧叶剑英、邓小平，你捧他作什么呢？其实，说穿了，还不是一丘之貉。当年邓小平作副总理的时候，还不是顺着毛泽东的话转，还不是一样地拍马屁。根本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的本质即是彻头彻尾地摧残、斲丧人的廉耻。孟子说的好：「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然而，说是这样说，现实上人到了生死关头，谁不害怕呢？要承认人有自由意志，才能表现「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假定人没有自由意志，连这句话都不能表现。你想死，我还不让你死呢！以前的人可以出家，今天在大陆上，往那里出家呢？以前的人可以不作官，今天连不作官的自由也没有了。你没有不参加政治的自由，你没有不参加人民公社的自由，你也没有不接受政治洗脑的自由。在那种统治下，人丧失了自由，想要「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你都做不到。 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大陆的同胞被共产党圈在人民公社，不能讲廉耻，不能讲气节。这个就是作贱人的生命，作贱文化生命，同时亦即作贱我们这个民族生命。这个生命被继续作贱下去，是个很可悲的现象。问题即在于共产党能够作贱到什么一个程度？人性究竟还有没有苏醒的一天？人性能否觉悟，而发出力量把共产主义冲垮？有没有这么一天呢？我个人对此一问题，不表悲观，但也不表乐观，我希望大家注意到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需要随时警觉。说起来，「人之初，性本善」，在太平年间这样说是很容易的，若是现实上没有表现出善，我就通过教育等方法使你容易表现；但是这句话在今天这个时代，就不那么容易。不过，我相信人性总有复苏的一天，至于拉到多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就很难说。] 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要加重这个观念——文化生命不能随意摧残，摧残文化生命，同时就影响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不能摧残太甚，一个民族是经不起这样摧残的。就好象一个人得些小病是无所谓的，生长中的痛苦是不可免的，但是大病就不能多患。又如一个人的命运不能太苦，人受点挫折、受点艰难困苦，是好的，但是挫折太多、苦太重，就会影响人的生命。
3. 儒家第二阶段的发展
上面说到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暗的一个时期，其黑暗之所以为黑暗的原因，即在于无廉耻。说这层意思，也是要大家了解下一个阶段——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儒家学术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对着前一个时期的歧出而转回到儒家的主流。理学本质的意义即在唤醒人的道德意识。何以宋人出来讲学，特别重道德意识这个观念呢？
自清朝以后，以至于民国以来，提到理学家，一般人就头疼，如同孙悟空听到金箍咒一样。谁敢做理学家呢？可是只因为自己做不到，就用种种讥讽的字眼来丑诋、笑骂，这是清末以至于今的一个可怪的风气。其实，道德意识有什么毛病呢？宋明理学家主要就是要唤醒道德意识，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可以讥笑的呢？宋明理学家之所以重视道德意识，主要即因他那个社会背景、时代背景就是
唐末五代的那个「无廉耻」。人到了无廉耻的地步，人的尊严亦复丧尽，这就成了个严重问题。亦即所谓文化生命没有了，就影响到你的自然生命。这句话，大家听起来似乎觉得有些因果颠倒。其实不然。一般人说民族生命、自然生命没有了，就影响文化生命；我现在倒过来说，文化生命摧残得太厉害，你的自然生命也没有了，一样的受影响。 [抗战以前，共产党在江西盘据了一段时间，等到剿共把他们驱逐出去以后，这些地区好几年不能复兴，即是被共匪摧残得太惨。所以，] 一个地方穷，不要紧，只要有人去努力开垦，明天就富了；若是把人的生命糟蹋了，没有人种田，则成了严重问题。
我举这个例子，即说明文化生命摧残太甚，自然生命也不会健康旺盛。 [所以今天大陆上，共产党摧残文化生命，使人成为白痴、成为无廉耻，究竟将来影响到什么程度，就很难说。想起来，这是个很可怕的现象。一个不正常、变态的暴力，若想把它恢复过来，并不容易。甚至到最后，他们本身亦不会觉悟，有个结果，就是发疯。在过去也有这种经验，老辈的人说过，当年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打到南京，本来就已不正常了，但他还有战斗力，还是不好对付，残暴地用儿童做冲锋队，这和共产党用人海战术一样地可恶。到了太平天国覆亡后，转成捻匪，结果那些残众都发疯。当年听老辈谈这些事，心中就有非常多的感触。一个太平天国闹了一下，就糟蹋中华民族如此之甚，而今共产党统治大陆同胞、黄帝的子孙，以那种方式来统治，统治那么久，对中华民族生命的摧残当然更甚。这不是个大悲剧吗？圣人说要悲天悯人，这才是可悲可悯的事。] 所以，廉耻不可丧尽，不可任意地斲丧。人的生命不可完全感性化、完全形躯化、完全躯壳化。完全感性化、完全躯壳化，就是老子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人的生命不能完全感性化，即表示随时需要文化生命来提住。代表文化生命的廉耻、道德意识，更不可一笔抹煞，不可过于轻忽。所以理学家出来，尽量弘扬儒家，对治唐末五代无廉耻而讲儒家的学问。至此，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长时期的歧出，中国文化再回到它本身，归其本位；而转回来的重点则落在道德意识上。 儒家的学问原来讲的是「内圣外王」，宋明儒则特重「内圣」这一面，亦即强调道德意识，讲求道德意识、自我意识的自我体现。「内圣」是个老名词，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内在于每一个人都要通过道德的实践做圣贤的功夫。说到圣贤，一般人感觉高不可攀，甚至心生畏惧；实则道德实践的目标即是要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做圣贤的功夫实即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道德人品，这是很平易近人的，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对「内圣」一词作一确定的了解，即是落在个人身上，每一个人都要通过道德的实践，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挺立自己的道德人品。这一方面就是理学家讲学的重心。可是儒家原先还有「外王」的一面，这是落在政治上行王道之事。内圣、外王原是儒家的全体大用、全幅规模，《大学》中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即同时包括了内圣外王；理学家偏重于内圣一面，故外王一面就不很够，至少弘扬不够。这并不是说理学家根本没有外王、或根本不重视外王，实则他们亦照顾到外王，只是不够罢了。
我们今天说宋明儒虽亦照顾到外王而不够，这个「不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在当时，理学家那个时代背景下，他们是否一定觉得不够呢？这就很难说。固然理学家特别重视内圣的一面，然他特别重视于此，总有其道理；在他们那个时代中，或许他们亦不以为这种偏重是不够的。外王方面，在那种社
会状况、政治形态下，也只好如此，不能再过份的要求。我们得反省一下，外王方面开不出来，是否属于理学家的责任呢？事实上，政权并不在理学家的手中，他如何能负这个责任呢？政权是皇帝打来的，这个地方是不能动的，等到昏庸的皇帝把国家弄亡了，却把这个责任推给朱夫子，朱夫子那能承受得起呢？去埋怨王阳明，王阳明那能担当得起呢？所以，批评理学家外王面不够，这个够不够的批评是否有意义，也得考虑一下。在那个时代，那种政治形态下，也只好这样往前进了。外王方面够不够，不是理学家所能完全决定的；不是他能完全决定的，也就表示不是他能完全负这个责任的。我们把这个责任推到理学家的身上，这是「君子责贤者备」的批评，这是高看、高抬知识分子，这也就是唐君毅先生所说的：只有知识分子才有资格责备知识分子，只有王船山、顾亭林才有资格责备王阳明。只有在这层意义下，我们才能责备理学家，谓之讲学偏重之过，不应只空谈心性，仍应注重外王、事功。这还是在讲学问之风向的问题上说的。 4. 儒家的当前使命——开新外王
以现在的观点衡之，中国文化整个看起来，外王面皆不够。就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来看，以今日的眼光衡之，确实在外面不够，顾亭林那些人的要求外王、事功，也是对的。今天仍然有这个要求。可叹的是，今天不仅外王面不够，内圣面亦不够，儒家本身若有若无。但是儒家若为常道，则人类的良心不能让这个常道永远埋没下去，这得诉诸每个人的一念自觉。
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新外王」是什么意义呢？外王即是外而在政治上行王道，王道则以夏商周三代的王为标准。照儒家说来，三代的王道并非最高的理想，最高的境界乃是尧舜二帝禅让、不家天下的大同政治。儒家的政治理想乃以帝、王、霸为次序。帝指尧、舜，尧舜是否真如儒家所言，吾人不必论之，但此代表了儒家的理想则无疑，以尧舜表现、寄托大同理想。三代则属小康之王道。春秋时代的五霸则属霸道，以齐桓公、晋文公为代表。从前论政治，即言皇王帝霸之学。齐桓、晋文的境界虽然不高，但比得秦汉以后的君主专制要好；君主专制以打天下为取得政权的方法，在层次上是很低的。当初商鞅见秦孝公，先论三皇五帝之学，孝公不能入耳；而后言王道，仍嫌迂阔；最后言霸道，乃大喜。可见前人对于政治理想是有一定的次序。秦孝公之喜霸道，乃因它能立竿见影，马上见效，而儒家的学问往往不能满足这一方面外王、事功的要求。早在春秋战国，即有墨家因此而批评儒家，只承认儒家维持教化的责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亦批评儒家云：「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后来南宋陈同甫与朱子争辩，亦是基于要求外王、要求事功的精神。而实际上，要求外王中，就涵着要求事功的精神。陈同甫以为事功须赖英雄，而讲英雄主义，重视英雄生命，推崇汉高祖、唐太宗。到了明末，顾亭林责备王学无用，亦是秉持事功的观念而发。而后有颜李学派的彻底实用主义。一般人斥儒家之无用、迂阔，评之曰：「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以为不究事功者最高境界亦不过是此一无奈的结局。这些都是同一个要求事功的意识贯穿下来的，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传统，在中国文化中是一条与儒家平行的暗流，从墨子开始，一直批评儒家的不足。这个要求事功的传统再转而为清朝干嘉年间的考据之学，则属要求事功观念的「转型」。干嘉年间的考据之学以汉学为号召，自居为「朴学」，以此为实用之学，以理学为空谈、无用，骨子里还是以有用、无用的事功观念为背景。
何以谓「朴学」为要求事功观念的「转型」呢？因为他们虽然批理学无用，而其本身实际上开不出事功来，这些考据书生没有一个能比得上陆象山、朱夫子、王阳明；这些理学家都有才干，都会做事，只是不掌权而已。然而考据家假「朴学」之名，批评理学无用，背后的意识仍是有用、无用，即可谓之乃事功观念的转型。事实上，这种转型更是无用，故实非事功精神之本义。由此转而到民国以来，胡适之先生所谈的实用主义，以科学的方法讲新考据，实仍属此一传统，背后仍是要求有用、斥责无用。我们可以看出，儒家这条主流，旁边有条暗流，这条暗流一直批评儒家无用而正面要求事功，这个传统从墨子说起，一直说到胡适之所倡的新考据的学风，可谓源远流长。但是这里面有个根本的错解，若是真想要求事功、要求外王，唯有根据内圣之学往前进，才有可能；只有根据墨子，实讲不出事功，依陈同甫的英雄主义亦开不出真事功。希望大家在这里要分辨清楚。 中国人传统的风气，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欣赏事功的精神，乃是反映中华民族的浪漫性格太强，而事功的精神不够。事功的精神是个散文的精神，平庸、老实，无甚精彩出奇。萧何即属事功的精神，刘邦、张良皆非事功的精神，可是中国人欣赏的就是后者。萧何的功劳很大，所谓「关中事业萧承相」，但因其属事功精神，显得平庸，故不使人欣赏。汉朝的桑弘羊、唐朝的刘晏皆为财政专家，属事功精神，然而中国人对这一类人，在人格的品鉴上总不觉有趣味。事功的精神在中国一直没有被正视，也没有从学问的立场上予以正视、证成。中国人喜欢英雄，打天下、纵横捭阖，皆能使人击节称赏。 [由于中国人在性格上有这种倾向，所以毛泽东才能投这个机，就是因为他不守规矩、乱七八糟，而带有浪漫的性格。] 再高一层，中国人欣赏圣贤人物，不论是儒家式的或道家式的。中国人的文化生命正视于圣贤、英雄，在此状态下，事功的精神是开不出来的。事功的精神即是商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卑之无甚高论，境界平庸不高，但是敬业乐群，做事仔细精密、步步扎实。英美民族是个事功精神的民族，欧陆的德国则表现悲剧英雄的性格，瞧不起英美民族，但是两次大战战胜的却是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英美民族。所以这种事功精神是不能不正视的。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在某一方面就是缺乏这种英美民族的事功精神。英雄只能打天下，打天下不是个事功的精神，故不能办事，圣贤的境界则太高，亦不能办事。而中国人欣赏的就是这两种人，所以事功的精神萎缩，这里没有一个学问来正视它、证成它、开出它。所以现在我们想要从儒家的立场来正视它。儒家最高的境界是圣贤，圣贤乃是通过一步步老老实实地做道德实践、道德修养的工夫而达到的。儒家的立场是重视豪杰而不重视英雄，故从不高看汉高祖、唐太宗，故顺着儒家理性主义的发展，在做事方面并不欣赏英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很好的消息。
但是在以前那种状况下，儒家的理性主义既不能赞成英雄，故其理性主义在政治上亦无法表现。儒家的理性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求新的外王，才能充分地表现。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事实上，中国以前所要求的事功，亦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形态下，才能够充分的实现，才能够充分的被正视。在古老的政治形态，社会形态下，瞧不起事功，故而亦无法充分实现。这种事功的精神要充分地使之实现，而且在精神上、学问上能充分地证成之，使它有根据，则必得靠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出现，事功才能出现。若永远在打天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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