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达道也,天理之主宰也。”(《太极说》,《朱子文集》卷六十七):“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安泰。而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乖错。其间一家一国,莫不然。” (《中庸或问》第一章)
心学家陆九渊继承孟子思想,主张为学要“先立乎其大”,他说:“中也,其为道也,合内外,体用备,与天地相似,与神明为一。”
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发挥的中和之道说:“天理亦有个中和处”。“在一时之事,固亦可谓之中和。然未可谓之大本达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岂可谓无?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则其本体亦时时发见,终是暂明暂灭,非其全体大用矣。无所不中,然后谓之大本。无所不和,然后谓之达道。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传习录》上)中和之道是人性善的发展,从一时之事到全体大用都离不开中和之道,天下之大本,人生之达道。
清初王夫之强调:“中道者,即尧舜以来相传之极致,《大学》所谓至善。学者下学,立心之始。”“学,所以扩其中正之用而弘之者也。”(《正蒙注·中正篇》)
戴震说:“中和,道义由之出。”(《原善下》)
总之,后儒的“中和”论,既“继承了先秦儒家把中和与仁礼纲常结合的儒学传统,保持了儒家道德经世的特性。同时又继承了两汉魏晋从世界观高度揭示中和之道为宇宙根本之道和社会政伦纲纪的思想。在此前提下,中和创新,从道德本体论的高度提出了心性中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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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家中和哲学新概念。” 儒家的“中和”思想,经过历代儒者的努力弘扬,渗透到了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哲学、艺术、伦理等各个方面,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影响很大,构造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使中和之道成了治国安民的根本哲学与根本法则。
二、中和之道处理儒学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总体思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并行不悖。在理论上形成了形上与形下、道与器、体与用、本与末等二元和合而不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具体体现:
天与地:在儒家的观念中,天与地是不同的,是各有功能、不可替代的,天地人三才,人为主体,居中而立与天地并立为三,还能够参赞天地万物。所以人具有主体性,在天地万物当中人最为尊贵。孟子很有名的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三个因素度必须有,而人最重要。孟子又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人以诚才能实现与天道的贯通,与天合而为一。“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天论》)最典型的就是《易传》对天地本性的阐述。《易传》中《象》《彖》《文言》《序卦》《说卦》都以乾为天,以坤为地。《象》强调乾坤两卦代表天地,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乾为天之运动的刚健性质,要求君子取法于天行的健动不止,在个人的修养方面自强不息。《象》又提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坤代表地的厚重顺承的性质,要求君子像大地一样,以博厚的德行待人待物。后儒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天父地母观念,王充《论衡·祭意篇》:“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张载《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苏轼:“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
阴与阳:《易传·说卦传》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易传·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 西汉京房以“二气相感而成体”、“不可执一为定象”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 ①
董根洪:《儒家中和哲学通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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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杨士勋《梁传疏》引王弼对这一命题的解释:“一阴一阳者,或谓之阴,或谓之阳,不可定名也。”晋韩康伯认为“道”是“无之称”,其无形体,而有功用。他说:“阴阳虽殊无一以待之。在阴为无阴,阴以之生;在阳为无阳,阳以之成,故曰一阴一阳也。”他反对以实有来说明阴、阳与道。宋代程颐认为道不是阴阳:“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遗书》卷三)以“所以阴阳者”解释“道”,以阴阳为“气”。朱熹则说:“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则所谓道。”张载以气化过程解释道,认为气兼有阴阳两方面,称为“兼体而无累”,气在变化过程中总有清浊、动静、屈伸两个方面而不偏废,天地万物都如此。王夫之继承张载的学说,认为道是阴阳二气的统一体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以对立统一观点解释一阴一阳;认为任何对立的事物(包括卦象)既相反又相通,既相分又相结合。阴阳之道体现在天地万物之中,一人为例,男女??
形上与形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上》)这就用道和器来作为对偶范畴规定形而上和形而下。孔颖达的《周易正义》疏云:“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这里从两个层次区分了形而上和形而下,其一是形而上无体,形而下有质,其二是形而上在先,形而下在后。张载说:“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见于事实即礼义是也。”(《横渠易说·系辞上》)即以有无形迹来区分的。古人以形作为区分事物的界限:形之上,即无形无色,无声无臭,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抽象,古人所说的玄虚,道就是这样的;形之下,即万事万物,可触可摸,生动活泼,器就是这样的。
道与器: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体现在人的修养方面,在道与器之间君子要达道成器。《论语·为政》:“君子不器”,君子不能像器具一样,只有一种用途,不能进到道的层次。因此,君子应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程颢对道器作了严格区分:“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同书卷十五)这样,二程就将有形和无形上升到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本体论高度,对器(阴阳、气)与道(理)进行了区分,但并没有割断其联系。朱熹综合了二程,对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作了更全面的阐述,他认为天地万物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可以区分为物自身与物理两个方面。事物的概念,道理便成为形而上之道,物自身便成为形而下之器。他举例说,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皆形而下之器。“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道。”(《朱子语类》卷62),又说:“可见底是器,不可见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因指面前火炉曰:‘此是器,然而可以向火,所以为人用,便是道。’”(同上卷24)
刚与柔:孔子强调儒者“刚柔相济”的品德。他说:“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郑玄注云:“刚谓强志不屈挠。”说明这种“刚”是一种精神性力量。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毅”而又“木讷”,其实包涵了刚柔双重含义:“刚毅”显示的是大山般的坚定、威严,“木讷”却表明不是进攻的、冲动的,有守成之意。据说是孔子所作的《易传》有更多的刚柔相济:《说卦》云:“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系辞上》云:“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下》云“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者,立本者也。”《说卦传》说:“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刚柔相济特别对我们的修养即个性之刚强与柔顺的结合。
仁与礼: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情形下仁与礼存在紧张关系,怎么化解?孔子以中和之道来化解:一方面提倡复兴礼乐,另一方面为礼构建了仁学的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即通过克己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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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言行举止遵循礼的规范,最后会使人们提高到仁的境界,人人都提高到仁的境界就是天下归仁的大同世界。对一个人来说,仁倾向于内在的仁心,是本;礼乃外在的规范,为用。仁本礼用,就是内圣外王。
仁与义:《论语》中孔子重“仁”,亦讲“义”,却没有把“仁”与“义”连用并举。《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孟子把仁与义对举很多,如“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唉哉!”(《孟子·告子上》) 从孟子的论述来看,仁与义对举含义各有侧重,结构相互对称,既呈现一体之两面,又表达二者的一致。后来朱熹以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仁义而非中正,则仁为姑息,义为忍刻等,把中和之道明显地体现出来了。《说卦传》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道就是以仁义为双轨,推动人生的列车前进。所以常言说此人是仁义之人,就是此意。
仁与智:《论语·雍也》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大山挺拔天地间,流水流淌大地上,刚柔相济,互为映衬,共成美景。知者上善若水,海纳百川;仁者高山仰止,厚德载物。孔子用山水来比喻智者之乐与仁者之乐,希望人们有水之智与山之仁。“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仁者实践了仁德,故能安;智者认识了仁德,故能利。《周易·系辞上传》: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成语比喻因个体差异,对事物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德与业:德业并举。《易传》“德”和“业”作为对举,以中道和合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如“盛德大业”、“崇德广业”、“进德脩业”、“德久业大”、“德业日新”等。《乾卦·文言》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君子要增进道德,建立功业。《系辞上传》云:“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义与利:《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上。”《论语·宪问》:“见利思义。”可以看出,孔子主张君子应重义轻利,在利与义发生冲突之时,君子要以道义为上,见利思义。到了孟子,当梁惠王召见他征询如何能使魏国获得最大利益时,孟子给予坚决的回应:“王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其义利观是有点过分偏向“义”而否定“利”。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两有也”(《荀子·大略》),他在肯定人欲的基本需要下,提出义利并重。西汉董仲舒提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正其道不明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主张,明显地又偏重于“义”而否定“利”。宋明理学家将义利之辨的对立推向了高峰,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大儒有贵义而贱利的思想倾向,要义以为上,以义制利。而李觏、叶适和颜元等具有功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则明确表示反对贵义贱利,应该义利并重。
好与恶:凡人都是有好(爱)有恶的,有修养的人也是有好恶的,但要超越个人的感情,诉诸普遍的仁道。“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众恶之,必查焉;众好之必查焉。”(《论语·卫灵公》)子贡问:“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后儒发挥说:“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胡子知言》) 人的好恶往往出于一己的私心,所以好恶不当。孔子教导我们正确地好恶很重要,这也是一个中道,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所以中道即仁道。
文与质:君子要文质兼修。《论语·雍也》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质朴多于文采,就像个乡下野人,难免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又难免虚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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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文采和质朴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君子人格正在于保持了一种文质兼修,内心修养和外在仪表的完美配合的和谐统一的中和状态,这是君子的一种人格之美。孔子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而强调言行文雅而又真实,合乎中道,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文与质是对应统一,互相依存,不可分离。后来我们把文与质的关系泛化为内容和形式的一般关系问题,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和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今天我们以文质彬彬来形容人文雅有礼貌,已经是偏向“文”了。
狂与狷:《论语·子路第》载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所谓“中行”就是符合中和之道的行为,就是合情合理的行为,也就是无过不及的行为。“狂者”是勇于进取,但又往往急噪冒进,急于求成;“狷者”是处事谨慎,爱惜羽毛,宁愿不为而不妄为。显然,“狂”与“狷”是两种对立的品性,“中行”就是不偏于狂,也不偏于狷。人的气质、作风、德行都不偏于任何一个方面,对立的双方应互相牵制,互相补充,这样,才符合于中和的思想。当然,相对而言,“狷者”保守而少犯错误,比较“狂者”还是要好一点。
虚与满:《荀子?宥坐》篇记载孔子在鲁桓公之庙,看到欹器,问守庙者:“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宥坐之器”即“座右之器”,作为右侧的器皿,古时国君置于座右,以为不要过或不及之劝戒。
孔子听说过“宥坐之器,虚则欹(倾斜),满则覆。”于是让弟子注水试验,可见“中则正,满则覆,虚则欹”。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这里说的“虚”和“满”都是两种极端倾向,宥坐之器因而产生“倾斜”和“倒覆”的现象,只有“中”才能正,正才不会倒覆,所以“守中”便为君子聪明圣智之举。当然,比较起来,“虚”相当于“不及”,“满”相当于“过”,“虚”比“满”还是要好一点。
学与思:《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把“学”与“思”对立两端直接结合起来,以此之过,济彼不及,以此之长,补彼所短,以追求最佳的“中”的状态。
富贵与贫贱:孔子对于社会贫富对立怎么来解决?他既不是简单地站在求富的立场,又不是简单地设法去贫,而是提出了一个“道”字,用“道”作为调整贫富贵贱矛盾对立的一个标准,寻求双方更高层次的统一。《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家语·六本》:“以富贵而下人,何人不尊?富贵而敬爱,何人不亲?……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也;以贵而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也;以达而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也。”
出仕与隐退:孔子提倡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他强调不能因为参政而忘了个人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之》),赞扬蘧伯玉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德与怨:《论语·宪问》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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