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着学术的未来。因此，罗先生不满足于自己个人从事学术研究，他还时刻关心着学术的传承。这是他的治学精神的必然要求。罗先生非常爱惜青年人的求知热，他说：“在旧社会，我从来不曾见过青年人有这样求知热。今天青年人这种求知热，是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培育出来的。我以无限喜悦的心情迎接青年人这种求知热，使我不由得想到我的责任。”在日常生活中，罗先生平易近人，从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和气派，使青年人很容易接近他。1955年，作为罗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的龙盛运第一次去南京见自己的老师，当时的感受是：“初出大学校门，又是第一次见面，不免有点紧张；但一见面，师的朴素、亲切、谦和，就使我的局促无影无踪。”(82) 1982年，自认为“后学小兵”的陆仰渊通过与罗先生的第一次接触和交谈感悟出一条真理：“大凡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品格高尚的人，就越是朴素大方，就越是平易近人。”(83) 苏双碧说：“他不仅学问渊博，而且为人笃诚质朴，和蔼可亲。尤其是对待晚辈，他诲人不倦，以诚相待。受过他指教和帮助的人，对他的印象都是十分深刻的。”(84)
他对中青年人的学术指导和帮助从不吝惜，给中青年写信或审改文章，非常热忱和认真，而且不惜放弃自己手边正忙着赶写的著作，他不但从研究方法上给中青年以指导和点拨，而且还直接给他们提供史料的信息，甚至亲自复印史料寄给他们，可谓“鱼渔俱授”。1954年9月13日，罗先生给林言椒复信指点他如何研究太平天国史。罗先生要他先“把观点立场弄明确了，然后再进一步来读太平天国史料”，并认为“初学的人应先看太平天国本身的资料”，他开列了若干种这样的资料。在看完了太平天国本身的材料后，他主张看看当年6月中华书局新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从中可以认识到中国古人治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接着，他要求林言椒再进一步阅读清朝方面的记载，因为这里面就面临着“辨伪”、“考证”的问题。他建议林先生应该读他的考证论文。(85) 1960年代初，郭毅生写成《太平军克南京人数考》寄请罗先生教正，罗先生不仅给郭先生“详长的复信”，而且寄赠他当时未刊稿本中的珍贵史料，更足以证明他在
文章中的论断。(86) 1980年12月10日，他给桂林博物馆梁碧兰回信，肯定了她关于广西团练问题的论文的优点和贡献，也指出了论文应注意团练作用的两个方面，还一一回答了她来信中所提出的3个问题。(87) 当时罗先生还复印了30多页史料寄给她，并指点她如何使用史料。1981年4月，他寄给钟文典教授一份资料代转给一位青年朋友，在给钟教授的信中，他特地请钟教授将这份资料的错误立场、观点指教给这位青年朋友，他说：“我必须将其立场、观点一一指出才算是帮助青年人。”(88) 1982年9月24日，在给李敏的复信中，就年青人如何研究太平天国史他对她建议说：“我认为是应先对太平天国史有全部了解，其次博读太平天国史料，然后选择专题，进行精研，如此方能有所成就。”他指出要议论太平天国人物，前提是要对他们的“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稽考清楚。他奉劝青年人“下手做研究太平天国史，必须从打基础做工夫，刻苦学习，刻苦钻研。学问的高峰是可以攀登的，但断不是急功近效所能达到的。”(89) 1984年12月1日，他给李乔复信对他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赞扬，对于治学，他建议说：“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能大处着眼，为学方不致流于烦琐，而有裨益于世。能小处下手，方不致流于空谈。所以千万不要求速效，要花三四十年读书、积累史料和增进知识的功夫，然后以三四十年做研究的功夫，断断乎必会有大成就的。”对于李乔提出的怎样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问题，他谦虚地表示完全不懂，但建议他学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文化专史及其做法”，最后鼓励他说：“总之，多看书，多积蓄知识，坚决走自己要走的路，将来一定能在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作出杰出的业绩的。”(90) 1985年1月，罗先生给华强复信，就其《太平天国政区地名考》提出了非常详细的意见，除了建议断案时须用委婉语气和“思精”方面再进一步外，还罗列了一些具体的值得推敲的问题供华强参考。(91) 在20世纪90年代前，他曾多次希望苏双碧能写一本从理论上阐述太平天国历史的著作，并一再表示，他的那部当时尚未出版的巨著《太平天国史》中的史料任苏使用。这种无私的思想境界使苏先生十分感激。(92) 恩
师钟文典教授也深情地回忆说：“他对晚辈是非常关怀的，而且非常热心指导。记得有一次，我向他请教的时候，他不但对我所提出的问题作了完善的回答，而且还把有关的问题也指了出来，甚至有几次他还抄了十几页的资料寄给我，使我非常感动。”(93)
罗先生不只是热心地指导和帮助一个一个的中青年学人，对中青年学术群体的成长，他尤为重视。为了给青年人提供一些经验教训以资借鉴，他从自己大量的著作中特地挑选了一些文章编为《困学集》，他说：“我这部集子，是专编给年青一代做历史研究的工作者的。”他之所以极力奖掖后学，是因为他笃信“后来居上”的学术发展规律。他分析说：“前人好的东西，可以吸收。前人的缺陷，可以改正。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前人积累的成果，可以利用，并把它向前推进。所以，在学术研究上，‘后来居上’，就成了一条必然的规律。”他以坦荡的胸襟，以青年人为老师，号召年青人记取“后来居上”的学术规律，去读他的书，改正他的错误，鉴戒他的经验教训。(94) 他还从史料方面关注学术团队的培育和成长。在历史研究中，掌握史料，就意味着掌握话语权，能够将自己掌握的新史料无私地奉献给他人，在时下的学术界是罕见的。但是，罗先生却一直如此，从没有垄断史料的想法，相反，他的慷慨达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郭毅生教授就说：“珍贵史料对史学家而言是无价之宝，罗老为支持后学，便毫不吝惜地慷慨赠珠，这种无私的高尚品质，是足以垂范于永远的！”(95) 前述他给一些中青年学人的帮助，只是例证。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希望复制罗先生在南京图书馆摸底编纂的800万字资料，他慨然答应，无偿提供。这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太平天国史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96) 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成为全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方重镇与罗先生在这方面的提携有很大的关系。
罗先生不断奖掖后学的努力终于获得丰硕的成果。可以说，至目前为止，至少有三代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人得到过罗先生的教益。一代代青年学人在罗先生
的帮助和指导下迅速成长，成为各地科学研究事业的中流砥柱，促进了太平天国研究的深入开展。茅家琦教授指出：“对待青年学子，罗师极其热情，鼓励成长。他不偏爱任何人，他对所有研究太平天国的青年学人都热情给予指导。无论是亲授弟子，还是私淑弟子，都深深地感到春风化雨，泽惠情深。”(97) 郭毅生教授也说：“我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之所以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这不仅因为罗老自己勇攀高峰，取得世所钦服的卓越成果，还成于他培养提携了一代新人。”(98) 六、根本出发点：为人民服务
学术应该不分大小，不分新旧，不分中外，不分过时趋时，不分有用无用。但是，在学术浮躁的当下，学人们未必再认可这样的公论。因为学术的目的往往决定了学人对学术领域的选择。因此，学人的学术信仰至关重要。罗先生把自己的研究看成是“人民的科学研究事业”(99) 的一部分，明确地指出，他的学术研究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他治学的根本出发点。1950年，他曾表示“愿一生尽我所学，站在无产阶级的人民立场，用唯物的观点与辩证的方法，去整理史料和撰述历史，以尽我为人民服务的责任”。(100) 他还非常明确地说：“做历史研究必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论一述都必须向人民负责。”(101) 当然，这种学术信仰的形成有一个过程，罗先生在回忆他早年整理艺风堂金石拓本目录时说：“我不敢说那时候我就有为人民服务的认识，但我却有献身学术的愿望。”(102) 为什么罗先生会有这种学术信仰？他儿时家庭生活的困顿使他懂得了他是人民的一分子，他伴随着近代民主革命的进程而成长，相信人民群众和人民革命的力量，早在1926年，他只是一个刚跨入上海大学的青年，就发表了《怎样集中革命力量？》、《农民运动的紧要》等几篇宣传革命的政治论文；1934年，他就认为《水浒传》的主题思想是梁山好汉们企图建立一个平等公有的社会；1937年，他又提出了太平天国革命是“贫农革命”的观点，此后，他一直坚持这种观点。因此，他对太平天国怀有特别的感情，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时申请研究太平天国未获批准，转入中央研究院又申请，仍然碰了钉子，他只得拖着病体在夜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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