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考古所清理发掘，其具体状况如前文所及。祢军墓的具体地点，王连龙文中只是笼统认为“近出陕西西安”，未见作进一步说明(14)。对于祢军墓志，王连龙文中谈到其具体情况，即“墓志一合，志盖阴刻篆书4行，行4字：‘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四杀饰以几何纹样。志石高广59厘米，厚10厘米，四侧竖面阴刻蔓草纹。志文凡31行，行满30字，共计884字，记载了唐代百济人祢军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间涉初唐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笔者认为该墓志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首先，志文确定了祢军与祢寔进为同胞兄弟，祢军长祢寔进两岁。由此说明百济灭亡之际，作为百济八大姓之外的祢氏，其在军界具有非同一般的实力。从史料记载看，除过祢军、祢植之外，还有称作祢长贵的人。虽然现在还没有史料来确定祢长贵和祢氏兄弟的关系，但此三人在七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唐朝均建功立业，他们入唐前在百济的作为值得关注。可能正因如此，才有祢氏兄弟以祢寔进领头，祢军等军将参与的阵前倒戈，加速了百济灭亡的步伐。祢寔进因在唐罗联军对百济战斗中的特别贡献，入唐后先后担当明德将军(四品)、东明府刺史，以及正三品的左威卫大将军；或许祢军因为在百济时实际任职的局限，只是参与祢寔进的倒戈行动，故而入唐后唐廷授予其右武卫浐川府折冲都尉(五品)。至于祢军或者祢寔进兄弟由谁继承其父祢善佐平官职之事，两方墓志均未明确记载，文献史料中曾提及祢军为“百济佐平”，对此，王连龙文结论应该没有问题。
其次，与上文相联系，志文印证了现存《三国史记》、《日本书纪》等史书的记载，确认了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祢军参与了白江口战后唐朝与倭国间的交涉：这就是祢军担当使命前往倭国，此后又于咸亨元年(670)身处百济故地担当熊津都督府司马，直接负责与新罗间的交涉，但不幸羁留新罗，并于咸亨三年(672)被送还唐朝。唐朝选择祢军出使倭国，他是否熟谙倭国语言？百济灭亡之前是否参与过百济与倭国的交涉？这些都是应当了解的事情。另从文献记载
看，祢军和新罗的交涉很有手段，其可能与对新罗朝野较为了解的缘故，限于唐朝与新罗关系的起伏，以及熊津都督府实力之故，最终成为新罗的阶下囚，但这些似乎并不影响对祢军交涉能力的评价。当然，随着百济熊津都督府的回撤，唐朝与新罗战事的结束，(15)祢军就只有赋闲长安颐养天年了。只是祢军出使倭国，而百济灭亡之前和倭国关系紧密，或许百济镇将利用祢氏家族的固有影响，希望在对日交涉中占有先机，故而打出时任熊津都督府司马，曾是百济佐平的祢军这张牌。事实上在百济灭亡前夕，担任“佐平”官职者已相当多，据史书记载，义慈王十七年(657)一次就拜“王庶子四十一人为佐平，各赐食邑”，(16)远非百济初期担当“佐平”官职者所具有的权力和影响。
第三，笔者同意王连龙论文中认为迄今为止祢军墓志中所及的“日本”，是现存文献史料乃至墓志碑刻文中最早出现者观点。志文中出现“于时日本余噍，据扶桑以逋诛；风谷遗甿，负盘桃而阻固。万骑亘野，与盖马以惊尘；千艘横波，援原虵而纵沵。以公格谟海左，龟镜瀛东，特在简帝，往尸招慰”记载，即仪凤三年(678)撰写的墓志中出现“日本”两字，可以修正学界认为《杜嗣先墓志》、《井真成墓志》(17)中所及“日本”两字为文献所见最早日本国名的看法。除此之外，墓志明确记载祢军仪凤三年二月十九病逝于京师长安延寿里第，就是说，祢军在长安的宅第位于西市东的延寿坊；同年十月埋葬祢军于雍州干封县之高阳里，进而证明祢氏家族墓地所在就是唐长安城南的高阳原(今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
四 祢氏家族墓志涉及的其他问题
1.祢氏家族墓志的价值
祢氏家族墓出土的四合墓志，特别是最新公布的祢素士、祢仁秀、祢军三合墓志，其中涉及的问题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而墓志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及其史料价值，亦应实事求是地解读。
首先，三合墓志铭均提到祢氏先祖，对其中的一些史料信息应慎重对待。其中《祢素士墓志》提到“祢素士字素，楚国琅邪人。自鲸鱼陨彗，龙马浮江，拓拔(跋)以劲骑南侵，宋公以强兵北讨。干坤惨黩，君子灭迹于屯蒙；海酰内崩离，贤达违邦而远逝。”如何理解其中“楚国琅邪人”，以及上述追述先祖的墓志语言，作为学术研究，笔者认为应批判对待，不能全信。因为《祢寔进墓志》记载祢寔进为“百济熊川人也”，《祢军墓志》则载其为“熊津嵎夷人也”，就是说，祢氏兄弟两人墓志均记载其为百济熊津地方人。换句话说，至少在祢氏兄弟入唐之初，到他们去世当时，在他们的出自问题上并没有更多延伸空间。同时，相信祢氏兄弟的两合墓志均是出自于唐朝官方权威部门之手，他们在颂扬死者功绩的基调下所作的结论，肯定没有必要对死者出身等具体问题，作故意隐晦或者言不由衷的表示，因为这和墓志涉及的其他敏感问题还是有区别的。
其次，墓志中有的记载跳跃性大，有的部分简直令人难以解释，有的部分则令人心生疑惑，如何理解需认真探讨。墓志中提到“七代祖嵩，自淮泗浮于辽阳，遂为熊川人。曾祖真，带方州刺史。祖善，随(隋)任莱州刺史。父寔进，入朝为归德将军、东明州刺史、左威卫大将军，时称忠谠，家擅勋门。剖竹为符，昔时专寄。驰轩问瘼，是赖仁明。凿门申□(百)战之功，登坛应三军之选”。众所周知，辽阳和熊川相距千里，祢嵩如何先到辽阳，然后经过高句丽辖境，辗转到达百济熊川，其间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这些都是需要仔细探讨的问题，只是墓志中并没有提供翔实的答案。曾祖祢真，(18)担当百济带方州刺史，对比三合墓志，祢氏先祖除名字有一定差异外，其他并没有过多的不同。而祢素士的祖
父祢善，或称祢思善，也就是祢军、祢寔进的父亲，祢寔进墓志称其担当百济佐平，没有谈及另外的事情，祢军墓志中也是如此。但是，在祢素士、祢仁秀父子的两合墓志却记载祢善曾任隋朝莱州刺史，因隋末战乱东渡朝鲜半岛西南的百济国，并获得百济王的信任，即所谓“王中其说，立为丞相，以国听之”。
到底如何理解从祢真(誉多)到祢善(思善)父子纵横捭阖，往返于中原与朝鲜半岛之间？依据《祢仁秀墓志铭》记载，祢寔进的父亲祢善亦曾担当隋朝的莱州刺史，“知天厌随(隋)德，乘桴窜海，遂至百济国”。对此，本稿姑且予以认定并试作探讨。查阅现存《隋书》、《资治通鉴》，以及《光州刺史宇文公碑》等史料，知隋文帝开皇五年(585)改光州为莱州，而此时担任刺史者为著名建筑学家宇文恺。另据记载，大业末年担当莱州刺史或者东莱郡守者有麦铁杖、牛方裕、淳于□三人，(19)其余数年间担当莱州刺史者无从知晓，故作为“莱州刺史”的祢善任官时间，以及到底具体什么时间出走百济，现在看来仍然是一个谜。另外，从“莱州刺史”官职的出现及史书记载情况看，其应当是开皇、仁寿年间的事情，因为隋炀帝大业之后，改州为郡，州刺史改为郡守，莱州刺史应该称为东莱郡守，但开皇、仁寿年间出现州刺史离开岗位，前往朝鲜半岛的可能性不大；而隋炀帝大业末年由于农民暴动的原因，各地纷乱，出现地方官出走谋求生路有其可能性，只是这里不能称为莱州刺史，而应该称作东莱郡守。为什么如此？可能是撰写墓志者对隋唐之际州郡几经变迁的史实不甚了解的缘故，此为其一。如墓志及其他史料所载，祢寔进的父亲祢善出走百济的时间当在大业末年，即公元611～618年，在此之前出走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此一时期为百济武王执政初期，百济与隋朝间保持相对友好关系，具体表现在607、608、611三年间，百济与隋朝双方互派使者，商讨攻打高句丽事宜。隋朝出兵高句丽之后，百济却“严兵于境，声言助隋，实持两端”，(20)并趁机进攻新罗，而此时隋朝内部变乱已经星火燎原不可收拾，此为其二。至于祢善出走百济获得百济武王的信赖，进而升官晋爵
相关推荐：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