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国传统审美意识及其美学思想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

关于韩国传统审美意识及其美学思想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逐渐活跃起来。韩国美学始终以其民族固有的审美价值取向为主导，而在其民族审美的集体无意识深处，最富有“原型”意味的就是韩国美学传统中本土化的“风流”理念及其“物态化”的表现形式。[1](26)在韩国学界，有学者甚至认为可以从“风流”的思想蕴涵或“风流”的日常生活范型中探究韩国传统美学的文化历史渊源。[2](12)与此同时，有关风流精神与“风流道”的审美意义的研究，以及对韩国古典作品中所彰显出来的“风流”性的研究，也一直是韩国学界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韩国一些当代的社会文化学者甚至认为，植根于韩国民族文化原型的“风流精神”就是“韩流”之所以能够风靡当今亚洲乃至世界的根本原因所在。[3](328)在文化哲学层面，有研究者将“风流”视为韩国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与基干，是韩国本土化文化哲学传统的终极价值追求：

风流意味着古代韩国人的一切文化与精神……在接受外来思想影响之前，支配我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原理，即是风流的信仰。作为信仰外化形式的风流，在韩民族原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所以，以信仰作为基础的风流孕育了韩民族的主体文化力量。[4](132)

可见，“风流”作为韩国古典美学甚至韩国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在韩国学界乃至整个韩国社会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那么，“风流”究竟有何蕴涵，它为何如此为韩国文化所推崇呢？

一、韩国文化中的“风流”及其审美意味

据金富轼的《三国史记》记载，在韩国历史文化中，最先对“风流”的内涵进行阐释的是新罗时期的文人崔致远(公元857－？)，《三国史记》有言：

崔致远《鸾郎碑序》曰：“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5](78)

本质上，“风流”是对韩国民族精神特质的一种抽象概括，其典型的现实形态或日常生活范型则是新罗时期“花郎徒”组织的群聚生活形式。这种组织的形成根源于新罗的真兴王选拔贤俊之才为其所用的动机，真兴王为了更有效地发现人才、选拔有用贤才：

取美貌男子装饰之，名“花郎”以奉之。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故金大问《花郎世纪》曰：“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5](78)

由此可见，韩国民族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风流精神借由“花郎集团”的成就与影响得以凸显与强化。当时的社会精英——花郎徒在“游娱山水，无远不至”的生活与“修行”的实践中，始终奉行“相磨以道义”、“相悦以歌乐”的人生哲学，并最终或成为辅佐朝政的“贤佐忠臣”，或成为驰骋沙场的“良将勇卒”。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功业成就就是对“风流”精神的最好诠释。随着这种选拔人才形式的日渐体制化及其效果的显著，“风流”理念流播得更为广泛，更为韩国古代民间社会和封建王朝所认同，甚至成为了韩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普适价值，被尊称为“玄妙之道”。

但是，风流的精神不仅体现在“花郎徒”群聚式的生活中，而且在古代朝鲜半岛的村屯、性别圈以及共同生活目标群体等以农事、祭祀祖先、武卫、狩猎、婚丧嫁娶与日常娱乐为主的各种活动中，都带有“狂欢化”的风流特质。如历史

上记载的新罗的中秋节、高句丽的东盟、秽族的舞天与马韩的苏涂等活动中都伴有饮酒游乐，并乘兴载歌载舞的活动。其文化审美意义在于：

乐天乐舞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理念的表现，它标示着人对天地自然的和合情感和意志。人们乐天源于与天为一。这种情景从风流道中单独剥离出来的现代音乐艺术生活中，也能体察到。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无不尚存着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民乐表演形式与民族文化的古风。[6](64)

可以说，“风流”的“原型”是构筑朝鲜半岛历史文化哲学的基石，它深深地扎根于朝鲜半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今天，“风流精神”依然是韩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有力支撑，潜在地影响和制约着韩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深入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和规定着韩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及行为准则。难怪一千多年前的崔致远就曾明确指出：“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

以“道”释“风流”，进而使“风流”上升为“风流道”。韩国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风流”原型跃升为“风流道”的精神历程，深刻地说明“风流”是一种集合性的理念，它不只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而是体现在韩国文化传统的方方面面。正如有学者所言：

风流道之形成为道，已上升为关于天地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理解，具有了较深邃的思想性，是岛民在长期与自然、与社会和合共生中感悟积累形成的一种理解。其思想幽远广大，“实乃包含三教”。但它是“玄妙”的，“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其起源在于漫长的仙道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种文化积淀。[6](63)

由于“风流”具有“玄妙”的特质，而“玄妙”又是感性的体验而非理性的思辨，所以“风流”也就具有了审美的体验性特征。又由于“风流”已经逐渐累

积为韩国民族的一种“文化积淀”，因此，完全可以将其视为韩国传统美学的经典范畴。

由于韩国的古典美学并未形成体系化的理论科学，因此把握不同时代的美学范畴是认知韩国古代美学历史发展的有利视角。例如，“意”就是整个高丽时代审美意识的结晶，“性情”则是对朝鲜朝中期审美意识的高度理论概括。一般而言，一部美学史主要是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产生、发展与衍化的历史，所以，研究韩国古典美学范畴是掌握韩国古典美学体系和特点、了解韩国美学史的主要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至关重要的一环。[7](37)

美学范畴的形成以艺术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形成与发展为基础，“风流”的理念与精神在韩国古代神话中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伴随着现世主义观念的发展，韩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日渐清晰，并且愈来愈成为韩国文学艺术史上的一种主导力量，即把艺术作品的内容美、精神美视为风格生成的主要内质。如“檀君神话”、“解慕漱神话”及其他神话传说中所体现出来的和谐与均衡的审美心理，归一性的审美思维方式以及对神的崇拜等思想观念是韩国古典美学最为原始的审美意识。这种原始的审美意识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以“生命体验”作为审美活动的主导力量，即不探究理性的思辨而追求“感性的完善”；第二，将和合乐生视为审美活动的主要价值取向，即在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共存中获取生的快乐。[8](16)

三国时期的儒、佛、道哲学思想与韩国传统思想相互融合形成了“花郎道”的风流思想，而风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韩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历史演进。风流思想对于韩国古典审美文化的精神气质的形成和审美价值取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从“自然”的角度形成了韩国古典审美文化的独特气质。“风流道”中的“神风”与“风度”在具体的艺术创作过程中成为了韩国传统艺术创